来源：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刘诗萌 天津报道
距离静海区政府那座气势恢宏的12层办公大楼不到500米的地方，高楼大厦彻底消失了踪迹，映入眼帘的是一整片漆成红色的尖顶平房、丛生的荒草掩映下的旧集装箱仓库和用绿塑料布盖上的废弃建材，以及渔网罩住后随意堆在路边的旧木材。一块由静海区地名委员会监制的锈迹斑斑的指示牌告诉人们，这里是徐庄子村。
8月10日，年过六旬的静海人严芳指着徐庄子中学附近两个堆满旧轮胎和汽车零件的门脸之间的巷道，小声地对《华夏时报》记者说：“这里就是七八年前发生传销人命案的地方。”然而，那次的案件和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一起，像一滴水一样从静海的土地上蒸发了。直到8月2日，出生于200公里以外的山东德州少年李文星的死亡事件，彻底打破了这个地方勉力维持的平静。
现在是当地居民离“传销”两个字最近的时刻。在马路的两边，每隔二三百米就可以看见“传销是牢笼，入门人变虫”、“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这样带有天津幽默气质的红底白字反传销横幅。8月6日，天津市委政法委书记赵飞在静海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决战20天，彻底清除全市非法传销活动。
而在过去的20年里，传销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为静海的一颗“暗疮”，如今在这一时刻彻底爆发出来。
赶不走的传销人员
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讲，严芳是静海版“朝阳群众”的一员。受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影响，她早早失去了工作。2007年9月，天津建立打击传销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此展开多次专项行动。严芳正好承接了这一工作，从2007年到2012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配合民警驱赶聚集在静海的传销人员。
她告诉记者，十年前传销人员大多活跃在静海区中心的静海镇边缘，窝点主要在不太繁华的平房或老楼里。特点是一处住房住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几乎没有单独行动的。
据她回忆，那时人数没有现在多，组织还不这么完善，他们白天基本不在住地，去马路上商场里或运河边。严芳说，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遣返，每逢年节假期就“扫光”一批，可过不了多久有些就又回来了，新的人员也源源不断地在增加。据悉，在严芳退休后的3到4年，静海累计刑拘传销人员近400人。
在严芳的工作中，唯一一个流血事件发生在2009年左右，在派出所作出的定性里，那是一次“传销内讧杀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具体时间她已经记得不那么清楚了，画面却仍然刻在脑海里：空荡荡的院子里，破了的被子和杂物在地上凌乱地扔着。
严芳对记者说，大部分本地人对传销都是带着抵触的情绪避而不谈，敬而远之。
《华夏时报》记者询问了附近工作和居住的一位环卫工人，她表示从未听说过这一事件。随后，又用手指了指远处的另一方向，“后边那块儿有传销的，每到周末都听见他们叽里哇啦地鬼叫，好像在讲课，具体在说什么我也不想听。”
因传销而出名
事实上，传销在静海的历史远比10年要长，而静海也因为传销而被全国人民所熟知。1995年搬到静海的退休教师王秀英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早在20年前，这里就有做传销的年轻人。“他们很好认，都是20多岁的年纪，衣着很干净，不是农民，听口音也不是当地人，总是成群结队地在田垄边上。”
王秀英退休前任教的第四中学在静海区的西南边缘，也是传销人员出没的地点。她回忆，当时学校分给教师的几座楼里，就有出租给外地传销人员的。慢慢地，她和邻居们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厮打、叫骂声，甚至看到一些身上带着伤的人进进出出。许多人都开始觉得在这里生活并不安全，在攒够了钱之后纷纷买了中心区的楼房，搬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不过即使是现在，静海区内整栋的居民区和楼群都并非主流，更多的是平房。许多二三层楼高的沿街商铺背后，都有一条两侧都是平房的小巷，通往更深处的村庄。
例如，徐庄子村紧邻116省道，路边都是汽修相关产业的小店，而从小店之间往里望，掉落一半瓦片的平房，拿绿色塑料布遮盖起来的棚子，路边立着的“手工拉面”红色字牌，各种通讯设备、美容美发、饺子拉面小店鳞次栉比，让人想起北京、深圳等地的“城中村”。而这里，是最适合传销人员居住、开展活动的“乐土”，也最容易产生当地农民、外来传销者相互勾结的利益关系。
天津某高职院校保卫科工作人员孔浩对《华夏时报》记者讲述了他去传销组织接被骗走的学生的经历：他跟随同行的几个警察走到田间，看见一个农民正在往回走，警察二话没说就扑上去把那人控制住了。他不明就里地问，“抓他干嘛？”答曰：“这是个给传销的通风报信的，我们抓他都抓好几回了。”然而那次他们还是没有成功找回学生，因为在附近 “放风”的，并不止被抓的那个人。
物质贫乏的地区，与传销组织的泛滥形成了恶性循环。在一篇名为《静海为什么发展得比其他郊县慢》的帖子中，“传销窝点”成为被许多人提及的重要原因。
为何屡禁不止
在孔浩眼里，传销在静海乃至天津愈演愈烈是从2015年开始的。他告诉记者，2014年的时候，学校安全宣传每个月都有一个主题，有防火、防盗、防电信诈骗、抵制传销等等。“2015年前电信诈骗最多，之后派出所反映传销盛行，我们就把传销当成重点教育内容。”据他统计，3年之中，光他们学校就有六七个学生被传销组织骗走。
最令他不解的是，他抱着“解救被困人质”的愿望去接学生，可带回来的人没有一个感谢他们的。有一次他去接一个甘肃的学生，孩子出来之后一言不发，而是用那种带着恨意的眼光看着他们。开车回到学校与家长会合，他听到孩子向父母争辩：“我在那儿挺好的，有吃有喝，你们找我干吗呀？！”
而孔浩怎么也想不明白，他看到的那种二十几个人住大通铺，吃喝拉撒在一起，屋里全是臭烘烘的味道，吃饭就是几根青菜的清汤面就馒头的情景，和学校的公共食堂、四人宿舍相比，为什么学生会觉得“挺好的”。
“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的生源很多来自太穷的地方吧，”他喃喃地说道，“传销的人都给他们洗脑说先苦后甜，也许这些学生就是愿意相信这是个快速致富的办法吧。”
他告诉记者，现在天津的高校建立了新的防传销渗透。每个班的学生干部增设了安全员职务，每天检查班里的学生齐不齐，如果发现有人没有回来，就从班主任到学工处逐级上报，通知家长。若还找不到人，就通过保卫科到派出所及分局报案，根据手机定位去找这个学生。然而即使找回来，他们大部分也很难继续完成学业。一次他接回的甘肃学生退学后被家长带回家，还没上火车就又自己偷跑了。
8月6日，静海区正式开展打击传销行动，平均每天出动执法人员6000余人进行地毯式排查，并出台举报非法传销组织及其藏匿的传销窝点的奖励办法，最高奖金达到2万元人民币。
（应受访人要求，严芳、王秀英、孔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