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凌晨，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批准韩国特别检查组（以下简称“特检组”）的二次申请，以行贿罪、伪证罪和挪用公款罪等5项罪名，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批捕。
特检组认为，三星通过行贿“闺蜜”崔顺实43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51亿元），换取朴槿惠在2015年对三星旗下两家子公司合并案的支持。李在镕在本案中有着撇不清的关系。也正是借助这一交易，李在镕对三星集团的控制权得到进一步巩固。
三星回应，批捕并不等于有罪，将尽最大努力在庭审中还原真相。然而，业内普遍的推测是，掌门人被批捕虽然不会对三星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连续的负面因素，也为三星未来的发展蒙上了阴影，也给李在镕的继承之路，来了当头一棒。评级机构认为，三星的战略投资或将被延迟。
李在镕执掌三星：瘦身突进
现年48岁的李在镕是三星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的独子，一直被认为是三星未来的掌门人。李在镕在三星的职业生涯始于1991年，当时他被任命为战略副总裁和首席客户官，这是一个专门为他设定的岗位。到了2009年12月，他升为三星电子的首席运营官，被视为继承的开始。2012年12月又升任三星电子副会长，并在去年10月加入董事会，成为实际控制人。
虽然李在镕成为实际控制人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三星也已经开始逐渐地打上了李在镕的烙印。业内也普遍认为，即便是三星在其父李健熙的手上，从一个中小企业发展为科技巨头，但是从李在镕开始接班，三星所面临的复杂市场并不比30年前李健熙掌舵时简单。
李健熙早年掌舵时，曾力劝三星的高管进行大规模投资，以获得规模和市场，正是得益于这种“为了规模而投资”的理念，三星在李健熙时代从一个中等企业集团升格为全球商业巨头，而三星的产业也触及到韩国的各个行业。据了解，目前三星旗下共拥有80家企业，近50万名员工，庞大到难以掌控。
而李在镕担任副会长之后，给三星留下的一个重要烙印就是出售非核心业务。包括硬盘、防务、打印、石油化工等在内的非核心业务被出售。有统计显示，自2013年至今，三星集团累计推出的业务调整重组措施超过30条。去年9月，在Note7事件发酵过程中，三星向惠普出售了打印机业务。收购价仅为10.5亿美元，不到三星预想的六成。
而根据《财富》杂志的报道，三星是一家偏好创业而不是收购的企业，在传统商业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时，三星最近几年也面向新技术新科技做了不少收购。比如，三星设在美国的一家风投公司此前收购了一家名为SmartThings的软件公司，该公司面向物联网市场；2015年初，三星又以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LoopPay，这是一家移动支付新创企业。
更为行业所熟悉的是，三星在去年11月，以每股112美元的现金收购物联网汽车解决方案提供商哈曼国际，总成交额在80亿美元，这是三星在海外的最大一笔收购。三星希望可以借助其在芯片、显示屏、传感器上的优势，在汽车组件业务上寻求新的增长点。
掌门人被批捕或延迟战略投资
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让李在镕需要在轰油门和踩刹车之间慎重抉择。而此次李在镕被批捕，对于三星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比其父更对战略痴迷的李在镕所制定的战略规划，也有可能被暂时延缓。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即便李在镕被定罪，并不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的结束。在韩国历史上，曾有多名韩国大企业高管曾被定罪，但最终还是回到工作岗位上。李健熙就曾被指控逃税、失职以及行贿，并被定罪，但并没影响其对三星的绝对掌控权。
美国韩国经济研究所国会事务与贸易资深总监特洛伊·斯坦格隆此前曾认为，无论是否批捕，从长远来看，李在镕仍可能会出任三星集团董事会主席。并且即便是领导发生变化，但并不影响李氏家族对三星的控制，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业巨头，三星也不会因此而停止运作。
日前，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标普、穆迪、惠誉）发文称，强劲的指标将继续支撑科技巨头三星的信用评级。惠誉和标普对三星都持有“A ”的评级，穆迪则维持“A1”评级不变。
不过，三家机构也表示，继2016年三星Note 7的召回和停产事件，李在镕的被捕给三星的形象带来了进一步危害。惠誉称，他的被捕可能会延迟三星的战略投资，短期内会打压投资者情绪。标普补充道，对企业领导层的打击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关键性战略决策的拖延，如并购等。从长期来看，这可能会削弱公司的竞争地位。
与此同时，接二连三的负面新闻，对于三星的竞争对手来说，无疑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事实上，三星在手机、电视、芯片等核心业务上，也一直受着苹果、华为、LG、高通等企业的追逐。以手机为例，根据IDC最新的数据，三星在2016年的出货量占比为21.2%，与前一年的22.3%相比有所下滑，而来自中国的华为、OPPO、vivo在出货量上，则有明显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