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超越狭獈的商业成功或身家价值，从更大范围来观察不同时代的中国企业家们，他们的迭代就更具有多重含义。
在2017年上半年最后一天，王石正式退出他一手创办的万科公司董事会，将掌门人位置移交给郁亮。在经历长达两年半的万科股权争夺战之后，王石捍卫了他对万科命运的影响，并在多数人的预料之中，完成了这家堪称伟大的中国地产龙头公司的管理层迭代。
在外界看来，万科“王石时代”结束和“郁亮时代”开启，可能是这家比较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延续其价值的最好方式。虽然有人在此前的股权混战中曾力主宝能入局、华润发力或恒大入主，但站在比较公允和理性角度，无论大股东是谁，由郁亮及万科管理团队自然衔接后续运营，还是目前最佳选择。所幸事实如此，万科避免一劫。
无论王石或郁亮，甚至万科核心管理层里更年轻的孙嘉、刘肖，均早已通过万科的稳健成长和亮丽业绩，证实了他们作为中国优秀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的巨大价值。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他们中的任何人如果离开万科，都有能力在市场上打开新天地，此前离职的毛大庆就是最近的一个证明。好在他们最终通过持续战斗和某些妥协，整体延续了在万科的角色，这与其说是为了他们个人名利，不如说更有利于万科这面代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成就的旗帜，可以继续在市场竞争中飘扬。
不过从数据上看，王石之后的万科能否延续其中国地产老大地位，已经存在变数。在某些销售数据上，碧桂园、恒大异军突起，房地产业黄金时代有可能全面结束，地产公司普遍面临更大竞争压力。对郁亮和万科整个管理团队来说，这些竞争压力究竟是不是坏事？
万科最早出身深圳国企，后来有央企华润长期作为大股东，但它在全国各地拿地、盖房，靠的是比较早就形成的清晰品牌战略和质量管理体系，而不是关系和故事。万科多年来的稳定业绩，早就证明王石和郁亮在企业管理上的杰出才能。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6年独立进行“中国百佳CEO”评选中，郁亮以其就任总裁以来的亮丽业绩，排名中国百佳CEO第三位，仅次于马化腾和茅台袁仁国，是中国地产行业当仁不让的最佳CEO。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愿意做一个看起来有点主观的判断：在未来数年里，只要郁亮和万科管理层不犯大错误，从整体品牌与价值评估来看，万科如果说自己是中国地产行业第二品牌，还没有哪家地产企业可以自信说自己就是第一品牌。
而早在郁亮接班之前，20世纪80代年代创立的那批企业里，万科早就和联想、海尔、华为等一起，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最早的图腾。也正是在王石、柳传志、张瑞敏和任正非等掌门人的努力下，这一批中国企业得以延续至今，且在市场竞争和公司治理上各有建树。如今，张瑞敏还在掌控海尔，任正非还奋战在华为管理前线，柳传志虽然从2011年11月2日起已卸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但还是联想控股董事长，如今随着王石淡出万科，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时代事实上在进入历史。
简要总结看，王石、柳传志们对于当代中国和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通过个人智慧和胆识，带领团队抓住了特定时期的历史机遇，通过满足某种市场需求，解决了企业生存问题，进而以远超同时代人的判断力和行动力，带领团队构建了比较现代化、国际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和运营体系，成为各自领域龙头企业，进而以相对规范的方式，将企业带向全球，并基本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内部完成了管理层的关键迭代。
这些在外界看起来挺顺利的过程，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对柳传志还是对王石，其实每一步都惊心动魄。外人看到他们的“王者荣耀”，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这些荣耀背后的呕心沥血或命悬一线。好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他们的过去时。
如今联想集团面临多重竞争压力，杨元庆作为柳传志选定的接班人，在运营这家具有标杆意义的中国IT企业时远未做到游刃有余，但联想集团的体量还在，机会还有；柳传志亲自布局的联想控股，则已经顺利实现多元化投资转型，整个联想品牌与规模延续，看起来没有大问题。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柳传志在联想的管理迭代同样是顺利的。
比起在各自企业内部的交接班，对柳传志和王石更有江湖符号意义的，是在他们都曾深度参与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柳传志和王石已经全面淡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这个代表某种江湖地位的荣誉职位，也于2016年5月8日从柳传志变为马云，且一度引发王健林、李书福等大佬退出，即使没有退出的马蔚华等人，也纷纷从各自功成名就的企业核心领导位置上淡出。因此若要在更大范围观察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迭代，其间的差异也是颇有意味。
如果说，柳传志、王石这一代企业家的价值，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早期的拓荒者，是从商业草莽旧时代闯出来的幸运者，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马化腾等新一代企业家的价值，就是中国深化市场经济、全面对接国际化、技术化之后而催生的商业文明新时代的成功者，具有更大的必然性。
和柳传志、王石同时代的企业家们，因为制度、法律和人品等纯粹市场竞争以外的因素而夭折者众，他们中少数人能够最终走出来，成为引领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明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比较巧妙地解决了普遍存在于那一代企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致命问题，比如大股东话事权、团队激励和商业伦理等等。无论当初联想改制还是万科股权变阵，无论联想的商业反腐风暴还是万科的不行贿铁律，即使在今天来看，也绝非多数企业和企业家已经搞定的关键事宜。也可以说，王石、柳传志这一代优秀企业家最重要的能力，并不只是单纯在市场竞争中做好企业，而是善于在混乱的政经草莽时代为自己创立的企业争取到足够巨大的生存空间，从而为继任者留下未来的各种可能，因此我愿意把他们称为最成功的“政经企业家”或“中国企业家”，虽然他们得以成功的那个时代，早已一去不返。
新一代的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所面临的形势完全不同，虽然他们也会有一些具体的制度、法律挑战，但更主要决定他们成败的，还是来自市场本身的机遇与竞争。他们须花更多时间去解决的大问题，更像是较为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与企业管理问题，因此他们的崛起和做大，是更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与企业管理的胜利，也是更纯粹的作为有战略眼光和执行能力现代企业家们的必然成功，想想支付宝的诞生、微信的出现，主要还是他们抓住了市场给予的机会，而类似机会曾长期存在于和马云、马化腾同时代的企业家面前。因此他们和比尔·盖茨、贝索斯或扎克伯格的成功并没有本质区别，我愿意把他们称为中国当代最成功的“市场企业家”或“全球企业家”，他们在得以成功的时代，仍然如日中天。
从这样简单的对比上看，对于柳传志、王石们的淡出，我深怀敬意，并不觉得特别遗憾或惆怅，因为他们在政商夹缝中四处腾挪的那个时代，是不可能长久延续的中国商业草莽旧时代，在那个时代可以获得成功的企业家并非大概率。同时，对于马云、马化腾们的接力，我更感兴奋和期待，因为他们正在纵横驰骋的这个时代，才是更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中国商业文明新时代，在这个时代可以获得成功的企业家已非小概率。
而若超越狭獈的商业成功或身家价值，从更大范围来观察不同时代的中国企业家们，他们的迭代就更具有多重含义。王石、柳传志这一代，生于政经混乱年代，成于商业巨变时代，政商关系对于他们是锋利的双刃剑，是必须小心博弈、避其锋芒的致命因素，因此他们最终公开选择了“在商言商”，尽可能不涉及政治议程或社会治理等复杂问题。但在马云、马化腾这一代，市场竞争和商业逻辑在很多方面全球趋同，政商关系虽然同样还是锋利的双刃剑，也还是必须小心博弈、避其锋芒的致命因素，但他们在一个范围更大、层次更多的充分竞争市场上，其事实上的选择和行动，并不仅仅是“在商言商”，而是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通过商业力量，在国际关系或社会治理等商业领域之外有所作为，且卓有成效。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马云最近在底特律的公开演讲，会让柳传志深受触动，他用罕见的充满激情的文字高调赞扬马云是新一代中国企业家国际化的表率，既包含了上一代中国企业家领袖对于新一代商业领袖的力挺，亦是正在淡出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群体，对于新一代企业家群体接力的欣慰。虽然中国市场经济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最可宝贵的企业家精神在延续，对于他们解决未来更多不确定的困难，我们不妨保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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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编辑
本文来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