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李万、刘恩厚、刘子春三人立下了一块石碑。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块石碑竟记载了中国金融发展的一段历史。
公元1611年，河南登封县柳东四里冯家沟的三个负责祭祀的首领，在村中的中岳庙山门右侧立了一块石碑：登封县柳东四里借钱庙 冯家沟社首李万刘恩厚刘子春三人 万历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立。
好好的中岳庙为何改称为借钱庙?据冯家沟的老村长说，“传说中，每逢灾年，就有周围百姓手持箔表香纸来庙中借钱。借钱的人只需在香纸上写出姓名、地址、借钱数字以及还钱时间，焚香磕头后到庙外等一会儿，回来就会发现，想借的钱就会出现在香炉前。” 久而久之，“借钱庙”的名气越来越大，中岳庙最终改了名字。
之所以能成为借钱庙，绝不只是一两笔借贷的短期行为。借钱庙不是慈善庙，有借就要有还，方能持续：按照借钱庙的规矩，借款者度过难关后，需要将所借的钱归还庙中。在可考证的数百年里，借钱庙一直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村民从庙中借到钱，凭的只是一张写有借款信息的香纸，而还款的动力除了有对神灵的敬畏，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在七里八乡名声的看重。因为在农村，名声就是一个人全部的信用。
从金融的角度来说，借钱庙可以被视为中国早期信用贷款的原型。作为一个纯靠信用来贷款的机构，借钱庙的盈亏状况虽已无从考证，但它数百年的存在则足以说明借贷在民间有需求，信用有价值。
网贷成长有烦恼
在借钱庙建立的数百年后，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互联网金融的浪潮。网贷平台或者说新的“借钱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业务遍布数百个城市和上万个村镇，其中也包括借钱庙所在的颍阳镇。
不久，这些平台的经营者们便发现，他们遇到了借钱庙没有的烦恼，有的是未认识清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有的则没能把互联网玩转。
然而，无论哪类经营情况，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难题——不良还款。陆金所董事长计葵生2015年称，陆金所线上借款坏账率6-7%，行业平均达到15-20%。也就是说整个行业近五分之一的借款者没有按时归还借款。
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网贷平台频频爆雷。从最早的东方创投P2P非法集资案，到轰动全国的e租宝非法集资案，再到上海快鹿集团非法集资案......投资人的利益一再受到损害。什么样的平台才安全放心?投资人更多的是雾里看花，对行业的质疑声此起彼伏。
据第三方机构统计，国内P2P平台在高峰期达到4000余家。但是道德和经营的风险对互联网金融行业造成双重打击，一些平台经营不善甚至跑路。监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网贷机构中，问题平台的数量约占全行业机构总数的30%。互联网金融乱象引起了监管机构的高度重视，监管政令多管齐下、数箭齐发……
2015年7月，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6年 8月，银监会等四部委颁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2016年11月，银监会、工信部、工商总局联合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备案登记管理指引》。
2017年2月，银监会正式公布《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
从无人监管的野蛮生长，到监管机构的重拳出击，短短2年时间，多部委如此高频次出台行业监管意见，这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属少见。互联网金融风险管控趋紧，8·24“大考”将近，网贷行业洗牌加剧，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已然拉开互联网金融行业整改的大幕。
强监管环境下，不少平台选择了转型退出，有的做大数据，有的做第三方，也有一些改做电商。当然，还有一些平台积极拥抱监管，在合规之路上坚定前行。
“他律”背后，“自律”更重要
合规整改过程中，风控手段越来越被重视。资金存管作为通往合规的必经之路，被业界普遍认为是网贷平台存活的关键。
为了遵循监管要求，各个平台纷纷寻求银行进行资金存管合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2月底，全国共有122家网贷平台与银行完成直接存管系统对接并上线。进入3月，不少平台也纷纷加入银行资金存管上线大军，团贷网于10日正式上线，“三农”互联网金融平台主力军翼龙贷也于19日完成上线。
作为刚性制度，存管能够规避平台对用户资金动手脚，进行风险隔离。但是从风控角度看，存管只是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中合规的必不可缺的重要环节之一。
除了积极迎合监管机构的合规制度之外，平台自身还需随时应对各方面风险，比如道德、信用、操作、产品风险等。平台自身的系统安全管理，风控体系建设等同样重要。
农村互联网金融风控的“土方子”
除了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大数据也能在风控中发挥作用。信用报告、贷款历史记录、还款记录、购物记录、社交足迹等，在现代技术手段下，能够让城市互联网用户的信用情况一目了然。但是，在信息数据不健全的农村，互联网金融该如何开展业务呢?
农村金融规模有三万亿之大，同时风险重重。银监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2016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4%。有银行从事农业贷款的相关人员透露，他们的不良贷款率高达8%。
农村金融之所以存在如此高的不良率，是因为农民素质低、信用差么?显然不是，否则为何数百年前的借钱庙可以正常运转。
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认为，除个人在网信用数据不足，也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紧密相关。“涉农金融贷款不良率过高，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有直接关系。”不同农产品生产周期不同、供需难以均衡、价格波动大，同时天气等自然因素也对农产品也有较大影响。
“借款人经营出现暂时困难，偶尔会出现逾期但不是故意不还，再穷的人也有诚信，恶意欠账的老赖数量极少”， 惠农聚宝东北某地的相关负责人说，“比如一个养猪户，如果市场行情不好，他可能会等到猪肉市场价格上涨的时候再出栏。这种情况，借款人可能会在还款时间有推迟，但一定会认账还款”。
针对“三农”领域独有的特点，不少互联网金融企业经过实践，探索出接地气的风控的“土方子”。
以翼龙贷为例，他们有一个“方子”就是熟人风控。
在颍阳镇，翼龙贷通过严格的标准甄选合作商后，由合作商在当地的村镇中按照“信誉良好、无赌毒、无犯罪记录”等标准寻找合适的借款人，并由当地有威望的人物担任推荐人，比如村长、村支书等。
“这些人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在风控上更有保障”，合作商认为，“他们推荐的借款人几乎都有还款的保障，因为是熟人介绍熟人。对村民来说，面子比钱要重要的多”。
除了熟人风控，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还摸索出“明线 暗线”的方子，用于贷前家访。
平台发放贷款之前，会组织家访人员去到借款人家中和经营场所实地调研，家访一般分为两组人。这其中“明线”的意思是，一组风控人员会和借款人唠家常获取真实信息，同时会在屋内观察细节，“比如我们会看，家里墙上的结婚照与借款人长相是否相同，卫生间的布置与借款人的生活状况是否一致，从这些细节来判断借款人是否靠谱”。
“暗线”则是指另一组风控人员会从借款人周围获取信息。“通过村口小卖部，借买一瓶水或一包烟的功夫跟老板聊，从老板口中打听借款人的真实情况”。
明线和暗线的结合，形成对借款人信用的综合评估。
贷前严格审核，贷后以“情”动人。同样以翼龙贷为例，他们也总结了不少适用于农村的经验。
翼龙贷的合作商表示，他们每天会有一个固定动作，由专职人员花几个小时骑着车在村镇转一圈，基本能覆盖这个区域内80%的借款人，看看他们的经营情况，聊聊家常。“一是能实地看到他们经营状况，二是这样的交流对于增进双方除了资金关系之外的感情。”建立“感情”是这些合作商与借款人之间重要的贷后管理方法。
“做农村金融没有捷径，就得有这个‘笨’劲儿”，合作商发自肺腑地说到，“说心里话，为了千八百块钱，有时要跑十几趟，支撑我们扎根农村的就是心中那份‘三农’的情怀”。
“三农”长征路
时过境迁，几百年前明朝的借钱庙已名存实亡，徒有残庙。但那份深得人心的“信任与信用”得以流传于世，在后人的心中生根。
四十多年前的南亚，“信任与信用”同样在类似的环境下得以印证。穆罕默德·尤努斯对一个村中42名最穷的农户进行小额信贷实验，随后逐步建立起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这家“穷人银行”如今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之一。
“瞄准贫困农户、提供小额短期信用贷款”是格莱珉银行的业务定位。而深耕中国农村金融的翼龙贷，同样始终坚持小额分散、信息撮合、助力三农的理念，这一点与格莱珉的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纵观古今，无论是“有借有还”的明朝借钱庙，还是国外“小额扶贫”的格莱珉银行，还是中华大地方兴未艾的“互联网”金融，都应坚守“信”字。
如今，互联网金融在中华大地百花齐放、蓬勃发展。阿里巴巴、京东、宜信、翼龙贷等企业均涉足三农互联网金融领域，各种业务模式层出不穷。当然，群雄逐鹿的农村互联网金融战场，各家企业要走的路仍旧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