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避而远之到趋之若鹜——资本对高科技的兴趣似乎一下子被各种技术引燃了，而上个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或许会更推高这样的热情，这个时候，恰恰需要一些冷思考。
比如中国目前存在哪些科技创新的制约因素？科技投资热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陷阱？投资界如何和科技界产生良性互动？于2005年回国创办北极光创投，并自此坚守高科技领域投资长达11年之久的邓锋就这些问题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而作为即将颁布的未来科技大奖的捐赠人之一，他期望大奖的设立能引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关注和投入，为科技创新构建一个崭新的社会文化生态。
人才短缺成为掣肘
《中国经营报》：科技创新已成举国热潮，近期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的召开更是提出了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战略，你认为中国如何能成为全球性的科技创新强国？
邓锋：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需要构建科技创新的整个生态系统，包括人才、市场、资金、政策支持、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的配合。尽管过去这些要素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如市场层面，中国制造业能力在过去的30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为迈向科技强国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另外，每年政府投向科技创新方面的资金越来越多。但是，科技投资的效率并不高，同样，在科技人才的素质提升和使用上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现在看来，这些短板可能会构成未来中国科技创新的很大掣肘。
《中国经营报》：影响创新性人才的因素有哪些？要如何弥补这个短板？
邓锋：过去通过千人计划，通过互联网创业的公司，甚至包括、等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中国实现了大批的创新人才培养，这是进步的方面。但有两个关键性的因素还没有解决，而这会严重制约未来的人才供给：
第一个就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中国的教育体系限制了创新型人才的出现和发展，小学教育和西方相比差距还不算大，但是到了高中教育就有了很明显的差距。比如，中国流行应试教育，为了通过各种考试，老师要提供标准答案，而学生就要追求标准答案，这就限制了创造力的拓展。反观美国，他们的高中教育则鼓励公益、体育、艺术等全方位的发展，而不以应试为目的，这就形成了两国教育的重要差异。
所以，我觉得通识教育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整方向，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创新都是跨界的，技术创新甚至需要很多人文、美学的造诣相匹配；而且，教育应该更加看重领导力和创新力的培养，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企业家精神。
另外一方面，中国要成为创新大国，就要能够吸引到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对于中国而言，十年前的“千人计划”起到了吸引大批海归回国的效果，不过现在的创新导向跟那个时代已经不同了，当时是把世界的先进经验引入中国，现在还要增强互动，还要把中国的东西带向世界，因此，只是吸引海归人才，或许还缺少一个向外传播的通路，所以不能只聚焦于千人计划，也应该有新的政策去吸引全球的科技人才，实现人才的国际化。
目前在各个科技创新领域，美国还是当仁不让的引领者。因为硅谷集结了全世界的创新精英，因此能够占据新科技的制高点。尽管创新的东西刚开始出来会比较粗糙，会受人诟病，比如特斯拉刚出来的时候就被很多人质疑过，但很快就被证明它代表了未来科技创新的一个方向，创新就是要快速试错、迭代，在这方面，美国的科技创新机制值得中国借鉴。
提高资金效率=政府 企业
《中国经营报》：中国传统制造业正处于转型的节点，科技创新会在其中起到哪些作用？
邓锋：高科技的发展会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比如我知道的一家企业就是在做手机的屏幕切割钻头，还有一个在做硅片清洗剂——这些在国内之前都是没有在科技上实现突破的，也是先进制造领域的机会所在。不过这种创新很难在大的传统企业内部产生，因为激励机制等各方面都存在极大的约束，所以现在很多有想法的工程师都跳出所在的企业出来创新创业了，我认为，这也是未来的投资机会。
《中国经营报》：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科技创新，基础创新却依然少人问津，而这一块又是非常重要的，你觉得资本应该如何撬动这一领域的创新突破？
邓锋：确实，这一块要么回报太低，要么风险太大，社会资本是不愿意参与的，因此需要政府资金来扶持，但是后者会有一些传统的弊病，比如效率问题，因此要改变此前那种政府拨款扶持的简单方式。在一些前景比较看好，但是过程中风险又比较高的行业和领域，比如免疫治疗学等，政府要与社会资本结合运作。
我们现在和地方政府有一些合作模式上的探索，比如政府和民间资本可以联合对基础科技创新进行投资，政府资金可以承担下行风险，未来利润由社会资本享有，政府收回本金即可。
不过，这种方式理论上可行，但执行起来也有很多的困扰，政府投资在退出上也面临一些政策风险。但我始终认为，风险投资本身就是有风险的，政府也应该有这种风险意识。
《中国经营报》：你所参与捐赠的未来科学大奖得到了一众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支持，这样的形式会对科技创新带来什么影响？
邓锋：这个大奖是纯公益的运作，首届大奖包括“生命科学大奖”和“物质科学大奖”两个奖项，我们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对项目做出客观的评价，捐赠者并不是单一个人，而是企业家群体，每个奖有四个捐赠人，每个人的捐款数额都是一样的，也是为了保证评奖的客观和公正。杨振宁先生曾经非常精辟地总结了未来科学大奖：是第一个植根于中国大陆的民间奖项；是着眼于未来，第一个以”未来“命名的大奖；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奖项，而是集合众多企业家之力的奖项。
这其实是企业家和科学家高度合作的项目，带来的效应会远远超过一个奖，比如目前科学家的项目与VC基金等很难对接上，这个奖项可以作为一个桥梁，把学术和工业结合起来，让资本能够越来越靠近科技创新的前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提高全社会对科学家的认可和尊重，顶尖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参与更能引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关注和投入，为科技创新构建一个崭新的社会文化生态。
事实上，国内已有一些很好的科学奖项，但由于金额幅度等原因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未来科学大奖希望在这方面有一些突破。另外，未来科学大奖是来自民间的，将会是国家、政府，奖励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有力补充，民间资本的介入能使中国对科研工作者的奖励更加多元化。
将来，我们还会设立奖项奖励年轻的科学家，要把他们从现在困扰我们中国科研人员的各种评估和申请中解放出来，让年轻科学家能够心无旁骛地，能够自由地，能够不怕失败地往前走，我想，这也许能对中国科技创新力量的崛起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科技投资≠短线、热点
《中国经营报》：作为一个企业家和投资人，你如何看待目前的科技创新热？
邓锋：就我们的投资策略而言，关键词有两个：科技和早期，每个项目基本上都要经过5~10年的时间，投早期的风险很高，要降低风险就要对行业有足够深入的了解，这个是有壁垒的，所以我不赞成快速地去跟进热点，现在新科技的概念也很多，投资一定要了解行业规律，不要落入概念陷阱。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这里面有很多泡沫？
邓锋：我觉得是这样，中国市场前些年对高科技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但是现在涌入其中的资金都有些过热了，实际上，科技领域没有那么大的爆发性，过去5~10年的发展确实改善了科技的投资环境，但是绝对不是说进去就能成功，这个与商业模式的创新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