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不作恶”
当贴上“不做恶”标签的谷歌，被传出涉嫌人为调整搜索关键词自动完成功能，从而可能造成对希拉里更为有利的影响时，可以想象全球舆论随后的炸锅程度，因为利用自己作为平台管理者的角色操纵结果、从而对己有利，显然应该是一种“做恶”——如果“嫌疑”最终被坐实的话。
不过，谷歌在这次事件上最终能否完全脱嫌——部分舆论随后已经开始反转，转而认为谷歌“无罪”——并不是本文的核心关注，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种视角：
谷歌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即便谷歌真的操纵了关键词、从而使结果对其支持的希拉里有利，也就无可厚非了，硅谷在希拉里和特朗普这两个美国下一任总统候选人之间，倾向于前者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而谷歌又已经被之前《连线》的一篇文章证明了其理论上具备这种能力，即搜索结果会影响选民对候选人的看法。
我们可以将问题进一步拆解为：作为一家由享有公民权的个人创建和运营的组织，谷歌有没有资格持有并实践自己的政治立场？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分清两个概念：企业的政治立场与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的政治立场。就后者而言，他们拥有并实践自己的政治立场是无可非议的，但当他们通过谷歌来实践这种政治立场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在谷歌这家“企业”背后，还有员工、投资人、用户等利益相关者，他们也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除非我们接受他们作为实际控制人理应享有的权宜之便。
但这样一来，又引出了第二个子问题：当一家企业保持自己的某种政治立场时，会对企业的中长期价值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正是那些利益相关者将公司的控制权暂时让渡给这些人的前提条件？
一家伟大的企业的确需要有超越现实的道德标准，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做出某种预设，并使之成为使命和愿景的一部分，这样做并非仅仅出于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的道德感，更主要的是一种经济动机，因为这会让一家企业穿越不确定性，从而走得更远，并找到最大的社会价值定位、从而实现企业的价值。而这些使命和愿景，本质上也是某种政治立场，或以某些政治立场为前提的。
政治立场对谷歌的负作用
但只有当这些政治立场符合某些普适标准、适应大多数国家的现实时，它们才是有效的，这也是谷歌、Facebook这些公司虽作为社会基础设施，却能成功全球化的关键，毕竟，主流政治立场只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反映。即便如此，谷歌和Facebook仍然失去了中国等市场，因为它们的政治立场与中国的现实冲突，而这正是政治立场对一家公司价值的负作用，虽然有时这种代价是必须的。
政治立场对谷歌这样的企业的另外一个负作用，是会增加这些企业未来面临的风险，从而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溢价要求。假如更多的政府开始认识到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对其采取监管就是一种回报越来越高的政治选择，而这些选择将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反射到企业身上，将是一种风险。
因此，在现实中，还会有第三个子问题需要回答：即便政治立场是企业的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价值来源，企业如此实践它们，才能将其负作用降到最低？
技术中立性是IBM等老牌的涉及政治敏感领域的公司用来为政治立场消毒的一剂良药，但相比IBM，谷歌要做到技术中立性要难得多，因为它已经从一种技术基础设施，上升到社会基础设施，成为所在社会的一部分。
对谷歌而言，相比技术中立性，更重要的是社会中立性，而实现社会中立性的挑战也许是建立一种创新的中立性机制，让谷歌不再是仅仅是美国的谷歌，而是全球的谷歌，它必须使自己置于全球的监督中，为此提供足够的透明性和机制保证，避免其成为某一个国家利益的私器。
否则，这种担忧就始终会存在，从而为所在国家和地区对其实施政治上的管制提供理由。这种担忧不仅仅对谷歌适用，对所有提供社会基础设施的公司都是必须要面对的，除非它们决定放弃某些市场，以保持自己政治立场的统一性。
回到有关谷歌是否利用搜索支持希拉里的案例中
谷歌的管理者们有保持并实践自己政治立场的权利，但他们不能通过使用其控制的谷歌这一社会公器来行使权利；作为一家企业的谷歌，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这种立场必须是公开的，可以预期的，而且在行使的过程中受到所在社会的监督，而其出发点，应是出于经济考量，即为了企业的长远价值，不过目前的公司法似乎并没有要求企业一定要公开披露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一可能存在高风险的事项。
对谷歌而言，“不做恶”和中立性如此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一旦它的中立性受到质疑——即便本意是为了某些更高标准的“不做恶”，比如按照其标准可能放任特朗普当选是一种“做恶”——人们就有理由认为它在其他大是大非面前，也可能会选择将自己的立场放在首要位置，而这种忧虑将使它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商业平台运营者的资格减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对其生态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谷歌利用自己的资源支持希拉里是可以接受的：打破中立性的条件是公开透明的，比如特朗普违背了谷歌一贯公开的政治立场，而希拉里相比而言更接近其一贯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