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用影响因子评价科研成果是一种“扭曲” ——专访诺贝尔奖得主兰迪·谢克曼）
Randy W. Schekman
■本报记者冯丽妃 丁佳
“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的科研做得更加成功，就应该得到更多工资，这很自然。但如果把在某些期刊上发表文章与金钱奖励相挂钩，就会造成扭曲。”近日，兰迪·谢克曼（Randy W. Schekman）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谢克曼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同时担任生命科学类开放获取期刊eLife主编。2013年，他与另一位美国科学家詹姆斯·罗斯曼（James Rothman）以及德国科学家托马斯·聚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共同斩获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的研究揭示了细胞如何组织其转运系统——“囊泡转运”的奥秘。
当天，谢克曼在生物物理所参加膜动态生物物理学会议、作学术报告。他很随和地表示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获得诺奖之后，我经常会收到很多善意的邀请、经常接受采访、经常旅行。”他说，“我不是个擅长拒绝的人，而且我喜欢表达自己的看法，总会有人愿意倾听，我希望尽我所能让事情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改变。”
据了解，除了生物物理所之外，他此次为期两周的中国之旅还包括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成都大学、香港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作报告。由于紧张的日程安排，加上长途旅行的疲惫，透过鼻梁上的椭圆形眼镜，记者看到他眼睛中布满了血丝。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当前科研评价体系等问题的“犀利”看法。
“影响因子对知识含金量没有意义”
在很多人眼里，谢克曼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2013年12月19日，在参与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一周之后，谢克曼曾在英国《卫报》撰文称，他所在的实验室将不会继续在CNS（《细胞》《自然》《科学》三大期刊）发表文章。他的决定随即在科学界引起或支持、或质疑的议论。
对此，谢克曼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坦言，选择那个时候说那番话“当然是为了得到公众的关注”。“当然，那些所谓的顶级期刊的问题并不是它们不发表重要文章，而是作为其商业计划的一部分，它们发表的文章往往非常具有选择性。”他说。
“尽管这些期刊中的大多数文章是漂亮、翔实、可靠以及可重复的，但还有很多文章并非如此，它们华而不实。”谢克曼说，“这在部分上是因为它们对发表的成果有很多要求，一些人为了发表文章会迎合那些要求，有时甚至会不惜为此走捷径，进行学术欺骗。”
在他看来，那些顶级期刊只是“商业计划”的一部分。“他们的确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建立了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以至于在很多地方，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被看作是衡量成就的标准，人们会以此为基础得到晋升或提高薪资，从而导致对知识评估的扭曲。”
在他看来，科学界另外一个被扭曲的地方就是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它对人们如何评价知识与学问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影响因子的高低对知识含金量并没有任何意义。”谢克曼说，“实际上，影响因子是数十年前图书管理员为了决定其所在机构应该订阅哪些期刊而设立的，其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衡量知识价值。”
事实上，对影响因子的过度重视会形成恶性循环。谢克曼表示，有很多原因可以证明，其中之一就是影响因子的评价是以两年的时间窗为间隔，但一般情况下最重要的发现很多时候并不会立即得到认可，而是在发表很长时间后才会让人们认识到其价值所在。但如果影响因子评价时间窗为两年，且期刊以此作为参考，那么它们就会寻找那些能够产生即刻效应的文章，而不会去寻找那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
“在获得诺奖之前，我已经对此深恶痛绝。”谢克曼说。他曾担任PNA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主编，在5年任职期内，他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倾向对科学的严重扭曲。“人们会通过一个期刊的影响因子决定其价值，也会通过科学家发表论文的期刊决定他们的价值，即便对于美国最好的科学家也要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衡量，这让我感到越来越沮丧。”
“我不信任他们的判断”
“顶级期刊之所以能够成功，部分原因是它们聘用了一些不再活跃的科学家做职业编辑，他们的任务是销售杂志。”谢克曼说，“当然，与此相对，还有一些期刊是由活跃的学者运行，他们的目标不是销售杂志，而是促进科学发展。”
因此，2011年，当谢克曼受邀担任生命科学新建期刊eLife（该刊由英国惠康基金会、德国马普学会以及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资助）主编之后，就决定赋予该刊全新的面貌：不参照影响因子。谢克曼说：“实际上，几乎所有期刊都会引用商业公司汤森路透的影响因子排名榜，但我们不打算采用那一套。”
然而，汤森路透却开始收集eLife的数据。“我们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我们对你们的数据排名不感兴趣，不会采用你们的数据，请离我们远一点。’”谢克曼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但他们却回信说‘那些都是公共信息，我们愿意这么做。’”“所以，他们强行对我们进行排名，我不知道现在的排名是什么，也不在乎。我希望更多期刊不去理会那些排名，那些数据毫无意义，人们不该推广它。”
谢克曼表示，现在eLife发表来自全球的重要研究，并有一套不同于其他期刊的独特评价体系。“我们的评审人会选择他们认为有趣的、表达独特观点的文章，然后在网上聊天室进行沟通，决定一篇文章结论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进一步修改。最后在一封邮件中向作者说明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的沟通方式不能再透明了。”
据了解，现在eLife已发表了1700篇左右的论文，今年其收稿量预计会超过8000篇。在过去5年中，eLife不仅发表的论文可开放获取，且不收取任何发稿费用。谢克曼表示，这种情况从明年开始可能会发生改变，每篇论文可能会收取2500美元的费用，从而可涵盖部分成本。“这样的收费大致处于中档。”谢克曼说，“比如，《自然—通讯》《细胞通讯》的费用为5000美元。”
谢克曼表示，因为评价体系的原因，eLife在吸引研究生和博士后方面仍存在挑战。他告诉记者，他的实验室有一对来自中国上海的年轻夫妻搭档，两人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现在已经发表了3篇eLife文章。“我确定他们的成果绝对可以在CNS上发表，但是我不允许。”谢克曼说，“我这名同事告诉我，如果这样他将很难在中国找到好工作，因为他在争取资助方面没有竞争优势，中国的评价系统青睐CNS文章作者。”
在吸引研究成果方面，他坦言：“CNS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它们有大型商业做后盾，可以获得巨资支持，比如爱思唯尔的销售就达数十亿美元，它们的投资利益在于销售杂志，它们还会继续成功。”
“对eLife来说，我们已经做得比较好，但其他很多学会期刊的收稿量却在日益减少。”谢克曼说，因为商业期刊也会发表重要的文章，从而进一步实现自我推广。“问题是，它们如此成功地标榜自己，它们的商业计划是如此成功，其对市场的操控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因此，生物医药行业的文献日益被那些职业编辑接管，这不利于知识发展。坦白说，我不信任他们的判断。”
科研评价应摒弃“懒人做法”
如果科研机构和高校不采用顶级期刊或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标准，那么应该如何评估科研成果的价值呢？谢克曼认为，这要根据情况来定。
“研究人员为了评职称或升级进行考评时，应该设置一个委员会对个人进行评估，委员会可以聚焦阅读数量有限的申请者的高质量论文。”他举例说，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就在这样做，委员会要求申请人递交自己在一定时期内发表的5篇最重要的论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在采用这种方法。
“如果学术职位或是奖学金申请人很多，委员会不可能阅读他们的全部论文。那么，每个人在其职业初期都应该有一段描述个人成绩的话，我们将其称作‘影响力陈述’。”谢克曼说，这段话应该写得非常仔细、慎重、有特点，能概括个人最重要的发现。这样委员会可以在读完这些简要的段落后，挑选出最适宜某个职位的候选人名单，然后再详细阅读短名单中的论文内容。
他举例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评选时，尽管这是非常高级别的荣誉，每个人几乎都有二三十年的研究生涯，但他们提交的材料也仅仅是两页纸。其中一张纸上简要说明其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另一张纸略微详细地对细节和亮点做出介绍。不仅对高级科学家如此，对刚迈入科学门槛的青年研究人员也一样。“当然，在此过程中诚信非常重要，一旦委员会发现陈述与实际不符，就会将候选人除名。”
此外，他建议，对于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说，评价个人成绩还可以引入外部专家，请评审人给出意见和建议，这样就不是仅仅依赖CNS文章发表情况来评估候选人。
“不幸的是，现在很多人采用了‘懒人’的方法。譬如他有3篇论文发表在《自然》，他一定很好，而论文内容究竟是什么甚至无关紧要，这非常糟糕。”谢克曼说，“人们也许会觉得专家评判存在主观性，这也是影响因子更加吸引人的原因，那样看起来似乎更加客观。但实际上，那些数字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其本质还是个人在作判断，很难做到绝对客观。”
《中国科学报》 (2016-06-07第3版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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