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记者深入调查，李文星死亡的脉络大致清晰：去年大学毕业后，工作没着落，在“Boss直聘”网上与疑似传销组织接触并前往应聘，后多次疑似被迫借钱转账，疑似被裹入传销组织。直至7月14日，其遗体被发现在静海区近郊水坑内。
山东德州籍大学生李文星死亡事件正在发酵。李文星的真正死因尚待司法机关最终确认，但更多证据表明，这与他或误入传销组织有着直接关联。目前，天津警方已经就此立案。
在李文星误入传销组织之前，招聘网站存在的审查漏洞，亦引发各界强烈关注。被网友称之为“民间反传销第一人”的李旭是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他表示，以招聘为名的传销具有强烈的欺骗性，正在被一些传销组织作为“拉人入伙”的一种惯常性手段。
李文星与传销组织发生疑似关联的“Boss直聘”网站有关负责人向第一财经记者确认，他们已经掌握了薛婷婷的IP地址，并封存了有关李文星致死事件中涉及到的所有数据信息，期望这些数据信息能够为警方侦破案件起到作用。而薛婷婷正是在“Boss直聘”上招聘李文星的人。只不过薛婷婷当时自称为“北京科蓝”人事部的工作人员。
随着第一财经记者逐步深入调查，李文星死亡的脉络大致清晰：2016年东北大学毕业后，工作没有着落，性格坚强的他很少求助亲友，在“Boss直聘”网站上与疑似传销组织接触并前往天津应聘，后多次疑似被胁迫借钱转账，疑似被裹入传销组织。直至7月14日，其遗体被发现在静海区近郊的水坑内。
李文星家属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们在尸检期间发现，李文星符合溺水身亡特征，胃内无残留物，身体无明显外伤。司法机关目前尚未公布李文星尸检结果。
疑似求职陷阱
最早爆出李文星死亡事件的是微信公号“学生堆”。
8月3日，第一财经1℃记者在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一个农家院见到了李文星的家人。李家人介绍说，李文星2016年毕业于东北大学，之后在山东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就前往北京学习Java，打算未来找一份软件工程师方面的工作。他租住在北京北五环外人口密集的天通苑社区。
学习Java告一段落后，李文星应聘到一家公司从事Java开发，不久辞职。2017年5月，李文星不断通过“Boss直聘”APP发送简历，并频繁面试，但结果都不理想。
直到5月15日，李文星通过“Boss直聘”发简历给自称“科蓝公司”人事部的薛婷婷。简历发出不久，薛婷婷便回复说，公司目前有一个天津外派项目，“一两个月就会结束，之后就回到北京，请问是否接受?”
据“学生堆”文章，随后薛婷婷又问了三个问题：“是否单身、是否毕业、是否有贷款”，李文星一一回答后，薛婷婷让其先发简历，并表示初审过后会有电话面试。5月18日，“科蓝公司”通过电话对李文星进行了面试，并通知其入职。5月19日下午，名为“五杀乐队”的QQ邮箱，给李文星发送了入职聘用书。这份“北京科蓝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入职聘用书”显示，李文星被聘用为Java开发工程师，试用期一个月，基本月薪5000，入职地点为天津市滨海高新区软件园，报到时间为5月20日。
据“Boss直聘”工作人员介绍，薛婷婷的账号实际上在5月份已经被平台冻结了，原因是涉嫌虚假招聘。薛婷婷账号当时之所以被封，是因为系统发现了这个账号的异常，“传销的话语方式和正常的招聘话语是不一样的。”但是，该人士并没有明确表示是否是在和李文星的对话中发现了异常。事实上，在李文星事件发生之前，也有应聘者在“Boss直聘”上遭遇过传销组织，他们就此和公司进行过沟通。但是，公司把并没有对此类事件引发足够的警惕。
据李文星亲友介绍，5月20日上午，囊中羞涩的他带着几套换洗的衣服和一台笔记本电脑，独自乘城际列车去了天津。
5月25日至6月8日，数日没有联系，基本没有向别人借过钱的李文星两次找到大学同学胡泽，共借去1000元。胡泽等人回忆说，李文星借钱的理由也有些异常。李文星的父亲也在北京工作，李文星到北京后，收入微薄，曾经找父亲要过3000元生活费，这是他在京期间唯一一次找家人要钱。
6月28日早晨，李文星给母亲发短信，说手机丢了，别再跟我打电话，等我买了手机再打给你。晚7点左右，他说忘了母亲的手机号，让她发过来。这些表明，李文星被控制人身自由的可能性极大。7月8日晚上，他给家里打电话说，“谁打电话要钱，你们都不要给。”
7月14日，李文星遗体被发现在静海区近郊水沟内。7月21日，李文星尸体被火化，李文星叔叔用双肩包把孩子骨灰背回山东，22日安葬。
一个毕业不到一年的优秀而要强的大学生至此走完了人生之路，没来得及为父母尽孝，也没来得及享受人生。
招聘平台
8月3日，第一财经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太阳宫冠捷大厦，“Boss直聘”位于该大厦的3层。记者在“Boss直聘”办公室看到，公司仍然在照常运营。公司员工表示，8月2日晚上，公司所有部门的人员都被调过去做新的审核系统，现在大家心情都比较沉重。
“Boss直聘”向第一财经确认，他们已经掌握了薛婷婷的IP地址，并封存了有关李文星致死事件中涉及到的所有数据信息，期望这些数据信息能够为警方侦破案件起到作用。
“Boss直聘”是北京华品博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旗下产品，诞生于2014年7月。用户可在APP上采用聊天的方式，与企业高管，甚至是创始人一对一沟通，更快速地获得offer。
李文星案发生后，“Boss直聘”对外坦诚回应：该平台存在“存在很大问题”。
据介绍，2015年初，“Boss直聘”每天用户少，且招聘者多数是初创公司，甚至筹备公司。当时，为了便于招聘者上平台发布职位，该平台采取了如下策略：只发一个职位，公司名称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可以找到、职位没有明显问题，先发布。如果不触发用户举报，就不强制审核。虽然期间有微调，但这一措施一直延续到2017年8月3日。
“Boss直聘”相关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已经明确的事实是，薛婷婷和李文星确在平台上互留过联系方式，薛婷婷的账号是通过手机号码注册，并且在注册时仅仅填了一个QQ邮箱。而薛婷婷自称的“北京科蓝”公司实际并没有在平台上发布过任何招聘信息。
7月28日，“Boss直聘”已经知晓了李文星的事情，据上述人士称，公司已经第一时间联系了北京警方，并且在第二天跟家属见了面，同时承诺不删除数据，对于涉事账号的数据进行封存。
但是，时隔6天之后，“BOSS直聘”才对审核系统进行调整。上述人士称，这是因为不知道李文星事件的具体真相和原委，所以没有在7月28日立即启动新的系统。
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认为，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平台对发布信息企业的主体信息、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等有事先审查的核实义务。《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亦有专家认为，“知道”分为“明知”和“应知”，如果平台明知侵权行为的存在，当然应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财经记者在网络上留意到，“Boss直聘”前华东市场公关经理朱利安日前在网上给李文星母亲的公开信中爆料，包括“Boss直聘”在内的互联网招聘公司，利用技术和信息不对称售卖简历，控制本该受到保护的应届生接触企业的第一入口，通过付费工具把路标引向欺诈的地狱。
疑似误入传销组织
李文星出事后，虽然他的家人补回了他的手机卡，但登录支付宝账户发现，这个账户已经被注销。“不知道是谁注销的，我们怀疑可能是他被传销组织控制期间，或在出事后，有人注销了这个账户”。此外，家人用李文星这个手机号登录他的微信，被提示该手机号未和任何微信号绑定，不能登录。但家人清楚记得，之前这个手机号一直与李文星的微信号绑定。
李文星家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他到北京至出事的近一年间，共使用过4张银行卡。一张为在校期间的建设银行卡，归属地为辽宁省沈阳市，这张卡用于在校期间家里汇生活费和学费。李文星到北京后，又办理了一张建设银行卡。他之后又办理过一张卡。还有一张归属地为山东德州的邮政储蓄银行卡，但这张卡在2017年春节期间留在了家里。
由于事发突然，李家人回忆不起李文星的支付宝是与哪张银行卡绑定。他们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李文星在京期间办理的建行卡成为了他的遗物之一，家人查询这张卡获悉，在6月27日左右，这张卡有转出记录，但银行工作人员未透露转出了多少钱以及接收方的名字和卡号。“这正是他在天津的时间，而且也是他出现了很多异常行为的时间”。李文星家人希望这一信息能够引起警方注意。
除了银行卡的可疑，李家人告诉1℃记者，李文星到了天津后，与家人联系并不多，家人对她在天津的唯一轨迹的信息，就是他曾到过位于静海站不远处的家世界广场。李文星在天津期间，曾经用一个131的手机号给家人打过电话，说是以后就通过这个手机号找他。出事后，家人拨打过这个手机号，一名男子接了电话，他们提出要找李文星，对方称不能核实他们的身份，“他还反问我们是不是骗子，我们警告他如果不说实话，一定会报警”。该男子随即挂断电话，当再回拨以及用其他号码回拨，均被提示无法接通。除此以外，李文星还留过一个170的手机号，也说可以打这个电话找他。
从7月14日接到警方通知至今，已过去半个多月时间。李家人说，警方通知给他们的李文星死因是溺水，符合正常溺水。就在尸检期间，前往现场的李家亲属注意到，李文星胃内没有残留物，“这一点我们很怀疑，感觉他像是很久没吃饭”。此外，李文星的一名亲属留意到李文星的眼角处似乎有红肿，除此之外未留意到明显外伤。目前，李文星的遗体已经被火化。
李文星的生命定格在7月8日他母亲打电话所提示的：“谁要钱也别给”。母亲当时并没有过多考虑，“他上学期间，也跟家里说过这样的话，家里也知道这几年电信诈骗比较多，这方面的防备心理是很高的”。这个留言成为李文星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
通过李文星身上的笔记记录，家人基本推测到，李文星生前被传销组织诱骗和控制，“现在希望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恨死了传销”。
传销也在变种升级
据静海区公安局官方消息称，近日，静海公安通过连续数月缜密侦查，一举抓获静海“蝶蓓蕾”传销网络“boss”级人员张某顺(男，28岁，山东省临沂市人)、李某存(男，25岁，河北省武强县人)、郭某卫(男，27岁，甘肃省徽县人)，高层人员杨某二(男，28岁，河北献县人)、胡某(女，24岁，四川宣汉县人)、李某鹏(男，31岁，河北盐山县人)、焦某利(男，23岁，河北高碑店市人)，并在抓获传销组织头目的同时，及时调集警力突袭分布在静海地区的各窝点、寝室，刑拘包括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培训员”陶某银(男，26岁，河北省邢台市人)在内的25名传销组织骨干人员，遣返传销参与者数百人，缴获、冻结赃款100余万元。
有报道称，李文星误入的传销组织或为““蝶蓓蕾”。
李旭是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在反传销工作中摸爬滚打了很多年。对于李文星事件，李旭认为，如果确认传销组织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那么基本可以认定，传销的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之前是‘杀熟’，也就是发展熟人，但这两年‘杀熟’开始变得困难。因为亲人朋友都知道传销害人，所以他们开始通过网络招聘把人骗过去。”李旭认为，这些年实体经济在转型期，就业压力大，每年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找工作困难，求职心切就会降低防范意识，因此被传销组织利用。
在为什么选择大学生群体为传销对象的问题上，李旭给出的解释是，虽然说大学生没有经济能力，但是大学生90后很多是独生子女，父母比较娇惯，所以他去向家里要钱很方便。
“我亲身经历过大学生被卷入传销组织的事件，他们被骗1万、2万甚至十几万金额。”李旭说，父母一方面比较支持子女创业的需求，以为子女在做实业，因此容易上当受骗。
按照中国反传销协会的说法，这一类型传销的洗脑模式在于，传销组织会教大学生如何向父母提出资金要求，而父母往往心疼子女，也比较相信子女。家里条件比较好的，一次性给个十几万，条件相对较差，就忽悠父母去借。
李旭称，以招聘为名的传销一直具有强烈的欺骗性。
第一财经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目前，传销从线下向线上发展的趋势显著。“线上发展更容易产生集群效应，网络是个开放的平台，隐蔽性高，流动性大，警方在监管难度上也就更大。而且，传销本身已经不只是商品式了，没有任何产品的金融传销也是层出不穷。
通常情况下，传销组织以会见网友、招工、创业等名义将外地民众骗至犯案地实施“洗脑”，蛊惑受骗者参与传销并缴纳加盟费、产品费。一旦被骗受害者不配合，就使出恐吓、威胁、拘谨、殴打等暴力手段，威逼利诱其屈服。被划入组织后，他们的家人、朋友、同学都极有可能成为下线。
该要如何甄别是否为传销呢?李旭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同时具备入门费、拉人头、团队计酬，这样要求的就可以判断为传销了。”当发现被拉入了类似特征的组织时，当事人应以隐蔽方式尽快报警或寻求社会援助，不要因为一时利益越陷越深甚至走向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