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松面包上的肉松是棉花做的”、“‘刘明炜’同学的高考准考证丟了”、“虾头里面有两条白线，其实是白色寄生虫”……日前，微信盘点了“2017上半年朋友圈十大谣言”，以上内容均被证伪。与此同时，北京相关部门也联合辟谣平台共同发布了6月科学流言榜，“霍金警告人类不要登月，‘月球背面有外星人’”、“注胶杨梅”等纷纷上榜。
网络谣言何以发生、为何“年年辟谣年年有”，预防和治理网络谣言应该从哪些层面入手？本报记者就此对话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人民网新媒体智库高级研究员刘鹏飞。
背景
谣言不穷 每年都有年度十大谣言
除了朋友圈谣言和科学类谣言，近日，农业部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十大谣言进行了曝光。一度在网络流传的“西瓜打针”、“速生鸡”、“避孕药养殖黄鳝”、“大闸蟹注水”等同样被辟谣。
截至昨天，记者在网上输入“网络谣言”四个字，立即得到3880000个相关结果。其中，一些案例近期被有关部门辟谣通报或公开处罚。而记者输入“十大网络谣言”后发现，最近三年，都有媒体或机构盘点当年的十大谣言。
在新华社发布的2014年度十大谣言中，前三位分别是“白皮鸡蛋更有营养”、“木耳、猪血能‘清肺’”、“自来水中的氯可致癌”；微信发布的2015年度十大谣言中，“微信朋友圈降权”、“打隐翅虫会致命”、“倒着输入银行卡密码能自动报警”是前三位；而从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发布的2016年度十大谣言看，“难忍男友家贫困，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公交车、银行营业点、顺丰快递门店等成失联儿童守护点”、“涉雨情汛情网络谣言”排名前三。
据此前报道，今年4月，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发布了《谣言易感人群分析报告》及网络辟谣TOP10。报告显示，女性、老人和未成年人、农村地区人群、低学历者，成为四类谣言易感人群。
对话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刘鹏飞
谣言滋生频率=事件重要性×信息供给的模糊性
北京晚报：网络谣言为什么会产生？
刘鹏飞：谣言产生的原因非常多。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信息传播者和受众自身没有辨别能力，缺乏科学素养和媒体素养，缺少求证的能力或习惯。同时，某种危急情况发生后，面对不确定性，大家表达了一种未被证实的推测，经过多轮传播，推测就成了貌似真实的说法；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人们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有了更多渠道，可一旦当权威信息不足，大家就容易出现判断失准，产生谣言。当然，也有一些谣言是出于利益驱使而有意造谣，比如故弄玄虚，达到营销目的、取得轰动效果等。
北京晚报：这些网络谣言为何有市场？
刘鹏飞：关于谣言的产生，有一个公式——“谣言滋生频率=事件重要性×信息供给的模糊性”。谣言有市场，关键的两点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围绕信息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变动都要比以往更快。现代社会城乡发展剧烈变动，相应地会产生更多信息，其中就伴生着大量不确定的信息。
当然，谣言层出不穷，其中一些也是社会心态和社会价值观的正常反映。比如涉及道德类的谣言，本身是对“假恶丑”现象的一种批评情绪。这种谣言的出现，说明网民更倾向于表达一种情绪和态度。
食品药品等谣言最常见 “轻谣言”增加
北京晚报：从您的观察和研究来看，哪些领域是谣言滋生的“高发区”？
刘鹏飞：很多领域都有谣言产生。最常见的，分布在人身健康与财产安全、信息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疫情、生态环保等领域，因为这些直接牵涉公众的切身利益和安全。其次，是在政策的发布和解读领域，一些人在解读政策时，出于理解偏差或其他原因而产生了政策误读类谣言。第三，新闻报道领域的失实报道或“反转新闻”。比如，2016年春节期间发生的“上海女逃离江西年夜饭”事件。公益慈善领域的谣言同样不可小视。比如，“杨雷雷的准考证丢了”、“罗某笑事件”等。
北京晚报：如今的朋友圈谣言和过去一般意义上的网络谣言有何区别？
刘鹏飞：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时代。朋友圈谣言也有更多新特点，最大的两点差异在谣言类型和传播特点上。具体表现在，一是各种“轻谣言”增加，也就是生活娱乐消费类谣言增加，“软性谣言”大量充斥着朋友圈。二是更多通过人际传播、小圈子传播扩散。一些谣言，我们在家人、同学、朋友、同事等熟人微信群中常常见到。三是，朋友圈谣言似乎比一般网络谣言更难及时发现。因为社交群落传播具有圈层化，内部同质化，群体内存在共同语境和相互信任，对外具有排斥性。
大量谣言未到刑罚程度 个人需多方求证
北京晚报：“年年辟谣年年有”似乎成了一个怪圈，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
刘鹏飞：首先要明确，谣言不可能从根本上完全消除。虽然我们现在努力推进信息公开，建立了新闻发布制度，有较好的制度体系，但在一些社会重大信息的发布传播过程中，仍有值得完善的地方。比如，在一些基层单位或者某些部门，对现有的制度要求并没有执行到位，人力、物力等各方面资源也稍显不足。另外，一些部门一些人对于新的传播环境、传播规律和特点，以及社会问题、社会心理，很多时候没有建立风险预案，没有及时预判。
北京晚报：对于众多的造谣传谣者，法律处罚上有什么不同？
刘鹏飞：处罚网络谣言，并不缺法律法规。比如最高法、最高检的相关司法解释、刑法修正案（九）、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一旦产生重大谣言，造谣传谣者将要承担道德、行政和刑事等不同层级的处罚。但更多地来说，大量谣言其实并没有上升到刑罚的程度，大多数谣言无法进行法律层面的处罚，造谣者和传播者所承担的责任很难简单去判定和处理。这种情况下，更多采用公开道歉、向当事人道歉、及时辟谣、经济赔偿、舆论引导、道义规范和宣传教育等办法。当然，对于大量谣言传播的现象，执法成本和辟谣成本是巨大的，有关部门应深入研究规范谣言治理的分级管理政策办法。
北京晚报：在日常生活中，市民个体如何提高自己的鉴谣能力，有什么技巧吗？
刘鹏飞：生活中，个人的力量很单薄，对谣言的鉴别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大家在看到某个信息时，不妨先多方求证，互相验证。比如，新闻要素不全的、似曾相识的、旧闻新炒的、夸大事实或者明显违反常识的信息，就要多加留意。特别是，很多谣言其实都是由非权威媒体（比如网络论坛、社交平台、自媒体）发布，可能缺乏调查核实，背后甚至有利益动机，对于一些明显让人感觉是非公益性的信息，可能牵涉财产或人身安全的信息，就更要提高警惕，求助于专业人士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