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华强北路拆去四年封街改造的挡板，人们从街口踏进来，都无法绕过“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标牌。只是坊间仍旧习惯以“山寨之都”、电子界的“莆田系”相称，流传的故事大多还是以假乱真的手机，和一夜暴富的草根。
华强北街边的推销小哥也从未看低自己：“我以后也是想当老板的，你知道华强北多我们潮汕人，我们潮汕人不愿意给别人打工。”
手机批发商郑彦标也是潮汕人，约十年过去了，他还留在华强北的卖场里。下午三时，对面的店铺仍旧被黄色卷闸门封住，像是没有在等谁，谁也不会来。而卖场的一天又将走到尽头。
华强北的手机市场已在崩塌，许多人的财富都与之泥沙俱下。
郑彦标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他觉得华强北改造是为了巩固电子界的龙头地位，但四年封街像是做了一场大梦，醒来后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2017年6月，华强北经典的“一天”从午后开始。铁拖车的四个轮子磨过水泥地，当，当，当，当，逐渐敲醒华强北的白日。商场里撕胶带的声音渐次响起，价值几十万元的电子产品或元器件，封进一个个棕色纸箱中，在拖车上垒到半人多高。这些随处可见的铁拖车拖过崭新的步行街，和主街背后仍旧脏乱的巷子，在仓库、商场、停车场、居民楼中办公与住家合用的店铺之间，铺开一张流动的毛细血管网络。
华强北随处可见的铁拖车
这张萎缩的血管网曾是一条大动脉，行人车辆堵成一团。1998年，华强北从工厂区向商业街转型，电子产品销售起初是一点星火，不久便成烈火烹油。那时中国移动(微博)、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都尚未诞生，还没有一个人用过淘宝，实体店还没有被网络销售打压的溃不成军。华强北以一米柜台后的潮汕老板闻名，不少人成为了身价千万的大老板，一些人把自己变成了亿万富豪。
改革开放初，曾裕“以为特区钱好赚”而来到深圳，第一次来华强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农村，几间厂房仓库，一地黄土，街上看不到十几个人。
在那一地黄土上，华强北打下了电子工业区最初的根基。1979年，粤北兵工厂迁入深圳，取名华强，寓意“中华强大”。工厂附近的一条道路便以公司为名，称为华强路。深圳获批特区后，国家工业部与深圳合作发展电子工业，电子工业区渐成气候。此后的三十余年间，华强北发展出了最为齐备的电子元器件产业链，在2008年，中国电子商会授予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
然而异军突起的手机市场却独揽了风头，华强北手机销售名震全国乃至世界。这里诞生了难以计数的国产或山寨手机品牌，崛起了一支号称技术“称霸全国”的电子大军，山寨机花样百出，华强北成为电子界的“莆田系”。
据工信部数据，广东是全球手机第一生产地。2016年全年来，自中国生产的手机超过21亿部，广东几乎占据产量的一半，高达9.6亿部。而广东电子看深圳。
但曾裕如今留在华强北，不过因为铺面还没有到期，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他做工厂供货，找他拿货的商家许多已经关门。也看不到未来，“没个底，不知道是好是坏”。
2013年，华强北封街改造，规划发展成以区域性的电子专业市场为代表的国际物流中心、多元混合的市级商业中心、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同时兼有商务办公、居住等功能的综合性片区。
这不是一场毫无痛苦的转型，曾裕想起刚到深圳时，朋友告诉他：“要来深圳发财是挺容易的事情，要来深圳熬日子，是挺难熬的。
华强北由盛而衰的手机市场
1999年：每个中国人都将拥有一台手机
汕头人洪钦见证了华强北手机辉煌的开端，他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形容2000年初时，“可以这么说，所有人进这个行业都能赚钱。”
1999年，诺基亚未死，塞班系统正红，诺基亚功能机3310发布，后来人们以“不死传说”相称。
那一年，洪钦到华强北做手机销售，只有十几岁年纪，身边是第一批华强北的手机淘金者。他仍能背出那时深圳最著名的五个手机品牌：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西门子、爱立信。
1999年，国产手机约70万部，全球手机销量2.8亿部。
但洪钦坚信，13亿中国人，未来每个人都会有一台手机。
诺基亚3310
他赌对了华强北十年的市场。诺基亚3310在下市前的5年间共计卖出了1.36亿台，以历经千摔万砸仍然能够开机使用而名垂手机史。属于王者荣耀和愤怒的小鸟的智能机时代还未开启，最经典的手机游戏是贪吃蛇——人们曾那么热衷于控制小屏幕上一条小蛇，吞下一个个方形色块，越来越长，最终触到屏幕边界或自咬尾巴而死。
1998年，由于工业成本上升，华强北完成了第一次向商业街的转型——外迁电子工厂，厂房时期的几栋仓库改造成为商铺出租。深圳是全国最靠近香港、开放贸易的口岸，是第一个经济特区，而成熟的手机市场也先出现在深圳。
当时做手机零售，只能找华强北的批发商。因为在1999年，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过淘宝，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都尚未组建。
由于内地没有形成销售体系，零售商必须到深圳拿货。洪钦记得，上海、北京、太原、石家庄、重庆、济南……从大城市到二三线的省会城市，都是深圳发货给当地的零售商家。华强北几乎占据了手机的供货渠道，而每一代新机推出后，第一站必到华强北铺货，才能影响全国的市场。
华强北的电子产品市场庞大、物流繁忙，半夜快递仍旧接单
那时华强北经典的“一天”，从早上九点开始。卖场9：30一开门，全国各地口音的零售商随即挤得马路水泄不通。“会挤不进一家去拿货，因为太忙了，就去挤第二家、第三家，最终找到一家聊得来，合作的好的，以后就跟这家拿货。”
洪钦和团队忙的时候，“没有人是可以闲坐着的，忙的饭都没的吃”。国内外客户都来跑市场、看价格、看新机款式，一个新产品就是一个新的卖点。一家手机店需要雇佣60个销售员，三班倒，从早上9点卖到凌晨2点，全国各地的零售商排着队打款，再等着手机发货。
洪钦说，那时批发商甚至可以控制某一款手机的价格，因为一个机型只有几家店铺在销售。如果客户反映拿不到货，就可以派几个人踩点调查出货量，如果要100台只给50台，就能估算有多少货。货一紧张，就可以控制、提高价格，几家就可以垄断市场。
一米柜台走出亿万富翁的神话不断上演。华强北的租金水涨船高，一个铺面要租到两万、三万，转让铺面则需要花几十万、上百万来“喝茶”。“但是拿下来就一定有机会，能赚钱”，一个月走货数千台的快钱让人们仍旧哄抢铺面，华强北“一铺难求”。
洪钦记得那时花钱如流水，2000年的时候，请客户去夜总会、吃宵夜，每次花钱都达到了几千元，“可是第二天签一张单子，就都回来了，能花钱就能赚钱。只要客户喜欢来深圳，那么一直会有生意做。”
于是那时外地人去深圳一定要看三个地方：世界之窗，罗湖口岸的东门服装市场，以及华强北。
iPhone向华强北开了一枪
华强北的电子全产业链，让山寨手机在手机贸易后借了一阵风，在洪钦的记忆中，2003年至2008年，是华强北山寨机风头最劲的时候。
2003年，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垄断的芯片技术，推出了出了第一款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具备通信基带、蓝牙、摄像头等模块。而华强北恰好拥有电子元器件到模具厂等最为齐备的产业链，组装出成品手机只需要数周，成本低至数百元。
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山寨品牌，时至今日，洪钦仍更愿意称为“国产品牌”。
那时功能机太过单一，无非是诺基亚可更换颜色的后盖，从翻盖手机到滑盖，搭载的卡尔蔡司镜头，“但对年轻人的心态需求是不够的，品牌功能机又贵。”
华强北手机卖场
洪钦记得，年轻人反而喜欢个性十足的山寨机，三卡三待，造型酷炫。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国产手机品牌，倒不是有研发能力——只是在已有手机的基础上升级，“可能有一个团队，就是专门改造手机，但是牌子不一样。那时在华强北，你出什么东西，我很快就能比你好。一定要比你好，我才推出市场。”
新的手机一上市，其他厂家拿到系统再稍微改动，贴上自己的商标，用很少的投入就能加入战场，靠微弱优势竞争。洪钦记得，那时各个牌子“你追我赶”，做的人太多，产品打起价格战，山寨机的质量越来越差。
高仿机也盛行起来。郑彦标记得苹果手机流行之后，一款新机发布之前，盒子包装、高仿产品，都已经齐现华强北，就等着上市。
等到iPhone5上市后，山寨手机在华强北几乎再无市场。“那之后，好像所有人都倾向品牌手机了。山寨手机拿在手里，没面子的那种感觉。”
市场的风向一夜转变了。商家却还没有适应市场，几万台库存手机成为亏损源头——只能烂在仓库。成本500元一台，要卖700元-800元一台才能有收益，可是市场迭代太快，500元一台也没有人要，“这时国外的人就来给你出货，那就是300元、400元出货了。”
可是国外市场也未必能销出库存的山寨手机，“跑路也慢慢出现了，国外那些’鬼佬’（外国人）做的不好，也学会跑路了。”
在手机批发兴起的最初，是零售商先打钱来，排队拿货。后来形势逆转，厂家要先发货，再去排队收钱。洪钦的一些朋友拥有几百人规模的工厂，最初一年赚了几千万，“全部亏回去了。还有一些人收不回货款，慢慢慢慢，就被拖死了。”
冬天真的来了，深圳也决定壮士断腕，主动摧毁这个山寨王国。2011年，在华强北路曼哈数码广场以东的居民楼上，近千部山寨的苹果、诺基亚手机从18层楼上砸下来。路上停放的轿车，人行道的铝合金栏杆，都被砸出了坑，留下一地红色碎片。那是在当地警方打击山寨手机的行动中，藏身居民楼中的山寨手机生产者一面锁紧了门，一面扔下手机销毁证物。
山寨手机商从楼上砸下手机，销毁证物
更多的华强北商人，在浮躁的山寨机时代攫取了大批财富，习惯了每日大笔挥霍收入。但在寒冬到来之后，一批硬件厂家跑路，一批硬件厂家停产倒闭。
在华强北封路日渐萧条的几年间，珠三角的代工手机工厂也经历了一场生死。其中在2015年的年关，东莞手机代工工厂兆信通讯资金链断裂，董事长高民在深圳自杀，他留给员工一封绝笔信，以“愿赌服输，我输了”开头，彼时国内手机库存量过亿，市场却不断下滑，价格不断击穿底线，大批代工厂倒闭。
高民在绝笔信最后留下一句：“兄弟们对不起了，你们一定要站起来。”
手机帝国崩塌
1999年，洪钦第一次在华强北卖手机，马云(微博)在杭州草创阿里巴巴集团，命运在馈赠的同时，也把危机一通埋下。
2010年之后，网络手机销售逐渐铺开，价格透明化，倒逼线下手机价格跳水。2014年，京东与阿里巴巴先后在美国上市，线上的手机销售一面夺去了华强北的市场，一面把市场价格压到最低，给了华强北的手机销售致命一击。
洪钦的一个客户在东莞开有十几家店面，设在每个镇的工业区旁边。曾经，工厂一下班就涌来人山人海，工人都来买手机、换手机。但现在，这些实体店已经全部倒闭。
郑彦标在智能机兴起时进入华强北，可惜几年之间，销售已经转向了网络。他下午3时来开档口接单发货，晚上7时出头就回家。有做了几年的老客户，还从来没有见过面。 微信群一看就知道价格变动，苹果手机也只有固定几款，顾客不再有试用手机的习惯。
阿里巴巴试图让郑彦标到淘宝上卖手机，郑彦标发现，网上的价格比他从工厂拿货的价格还要低。一部手机赚5块钱，销售500台才能回本，“可是500台手机要投资多少资金？”
一句话在郑彦标的同行圈中流行了起来：“冒着卖白粉的风险，投着卖珠宝的租金，赚着卖白菜的利润。”
山寨机的利润反而更高，因此一些档口都把山寨手机放在了主推的位置。但华强北为山寨之都而蒙羞，频繁查货、打击假货。明通手机城一度整栋市场都被山寨手机占领，现在却以销售手机配件为主。
从华强路得名至今，近四十年过去了。2016年深圳的GDP达到1.96万亿，仅次于北上广，人均GDP更是名列全国第一，而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突破六成。山寨之都变成了华强北希望洗去的耻辱，华强北开始为自己规划一个硬件创业天堂的未来。
谁做谁赚钱的年代也已经过去了，十年之间，郑彦标算得人工成本从600元上涨到2000-3000元一人，而福田区的租金已经相对便宜，因为收入落后其他地区，空置率高。与此同时，赚的钱却没有之前多，很多人都做不下去。
华强北招租的铺位
郑彦标觉得，华强北开街之后，逼不得已，要发展出一支正规军，要重新打个品牌，否则活不下去。市场萎缩、风险又很高，只有拥有核心产品、拥有定价权才能生存。
洪钦早已转型做企业投资，他觉得手机销售赚钱快，但是太累了，把一个年轻人的全部世界圈在卖场里：“一天从早上做到晚上，都是在这个地方，没有时间去外面，那时毕竟年轻，希望能出去。”
洪钦在华强北生意红火的时候，投资了很多铺位，一次性几万几万交租金后，不料生意却没有火起来，亏了二十万元。他觉得没有缘分了。
“算了，可能人赚钱，就是命运。”他手握着现金流，又不敢去投资不熟悉的领域，投资房地产却很像他做手机时投资铺面。洪钦渐渐发现，铺面有限，只有房地产，是多少钱都投资不完的。
2011年之后，洪钦身边第一批淘金者集中退出华强北，改做餐饮、金融、房地产、研发其他产品。
2013年，华强北宣布封路改造，曾经的诺基亚帝国分崩离析，被微软收购，然后转卖。
2017年，华强北封街重开，诺基亚宣布复刻1999年的3310机型。洪钦曾跟随诺基亚走了十年，他为此兴奋，但知道世事变幻，“现在的市场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在这一座山寨王国的崛起与崩塌间，华强北不再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手机集散渠道，只留下庞大的二手翻新机市场暗中运作，深圳不再是中国为数不多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城市，市场从未等候过走慢一拍的参与者。
曾裕现在对着困境也还能嘻嘻哈哈，他说自己来时是个农民，“前景不明朗，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存不下去，要去美国讨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