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钻石》周刊6月3日一期刊登自由撰稿人中岛惠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中国人患上了智能手机依赖症》 ，文章摘编如下： “现金？我已经不带现金出门了。的确，2月过春节时取了1000元，现在钱包里还有300多元。因为在餐厅付餐费和在便利店购物时，都可以用智能手机结算，所以已经不用现金了。再说从钱包里掏零钱也麻烦。”我4月下旬来到久违的上海时，一位姓王的朋友不经意地对我说。
大约从一年前开始，在中国的城市里，用智能手机付款已经变得很自然。据我所知，中国迅速发展到这种程度，进入“脱现金社会”，对于日本人来说还是很难想象的。
在中国，智能手机开始爆炸性普及是从2013年底开始的，那时距离现在不过才三年左右。在这期间，出现了售价1000元以下的低价位智能手机，用上了4G通信系统，智能手机机体也变大，还不断出现了很吸引人的APP。当然日本的智能手机也有很多APP，但大多是限于“游戏”的内容，并不涉及对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而中国的智能手机APP很多都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在出租车不足的北京和上海，呼叫出租车的APP是必需的，此外还有可以即时支付各种公共费用的APP。不仅如此，你可以不用排队，不用去银行，不用到远处购物。总之，在人口众多，城市规模大，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差别大的中国，利用智能手机就可以简单地解决问题。其便利、轻松超过了日本人的想象。
中国人频繁使用的是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用于结算的APP。2016年中国通过智能手机支付的金额，换算成日元已达到了600万亿日元(约合36.8万亿人民币)。
在有些店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可以使用，有些店只能使用其中的一种，而消费者往往会下载两种APP。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支付APP，甚至连街头的报摊、餐饮摊点都可以用智能手机付费。
到现在，在大城市恐怕很难找到不能使用智能手机结算的商店，一旦人们习惯了这种便利，就变得离不开手机。
如果是在日本，去任何零售店，店方都会准备好现金零钱，店员的素质几乎都达到了一定水平，也不用担心假钞问题，对智能手机的利用度不如中国高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基础设施不完善。但是在中国，因为存在上述不便，所以反而智能手机发展迅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超越了日本。
此外，中国人具有容易被新事物吸引的好奇心，还有很强的攀比心理，别人在做的事情，自己也要去尝试。这是短期内“智能手机依赖度”上升的原因之一。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就不能使用方便的APP，一下子就会给日常生活造成妨碍。最近人们从事商务活动初次见面时，都不交换名片了，而是习惯把对方添加到微信朋友圈里。不仅是购物时支付款项，与家人或朋友预约见面，与有工作往来的人进行业务联络，全都可以利用智能手机。
可以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或发信息的智能手机，对于急性子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适合的工具，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边走边用手机进行语音聊天，因为这比发信息的速度更快。据说现在还利用微信搞舆情调查或者发送通知，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和APP，就会跟不上时代。
其结果，除了睡觉时间以外总也离不开智能手机的“手机成瘾者”增多，夸张一点说，已经开始出现“手机重要性仅次于性命、手机与身体一心同体”的情况。
我最早感觉到中国人对智能手机的依赖，是在2014年初。在北京和上海乘坐地铁时，放眼望去，车厢里几乎所有人都在看手机或者刷屏。那个场景作为“此前见所未见的情景”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2014年，在人口不到14亿的中国，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约为5.5亿。自那以来仅仅两年半，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已经达到八亿至九亿。到现在，堪称“手机依赖症”的对手机的热衷丝毫不减。
不过，随着对智能手机“依赖症”的加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不能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和农民工来说，智能手机的普及拉开了与他们的差距，社会生活正变得越来越不便。
有没有智能手机、能不能熟练掌握有用的APP使用方法，会给生活品质带来很大的差异，导致严重的“智能手机差距”，而这在五年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在独居老人增多的上海，围绕智能手机的问题将来可能成为社会问题。
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后智能手机上的APP不仅能使个人用来进行支付、预约、购物等等，还将在教育、医疗、行政机构、交通、保险等领域用来扩大服务。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社会在“拥有智能手机”的前提下已经起步。只要居住在中国，恐怕就避不开智能手机。我这次在上海采访时，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