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国武汉的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将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的病原体，并因此而被推上风口浪尖。这家实验室是中国生物技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25年，中国计划在全国建立5到7家生物安全达到4级（BSL-4）的实验室。此举既令人感到激动万分，又让人产生许多担忧。
许多国外科学家担心这些危险的病原体逃逸，同时也担心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对生物层面上的研究产生影响。但是中国的微生物学家们正在庆祝，因为他们正进入对抗世界上最大生物威胁的精英俱乐部。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高福表示：“这将为中国研究人员提供更多机遇，我们对生物安全达到四级的病原体的研究也将让世界受益。”
2017年1月份，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已经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的BSL-4标准认证。CNAS代表王蓉表示，该机构检测了实验室的基础设施、设备以及管理，为卫生部批准其成立奠定了基础。卫生部的代表表示，这个过程将会缓慢而谨慎地进行。如果评估顺利，这家实验室将在6月末获准成立。
BSL-4是生物控制领域的最高级别，其标准包括在空气、废水、废物离开实验室前进行处理和过滤，使用实验室设备前后研究人员需更换衣服和淋浴等。这类实验室经常引发争议，首家BSL-4实验室于1981年成立于日本，但直到2015年才开始研究低风险的病原体，当时其安全担忧最终被克服。在过去15年间，BSL-4实验室网络在美国和欧洲极速扩张，每个地区目前有十多家实验室投入使用或在建。尽管它们也受到抵制，包括被质疑是否需要如此多的生物实验室。
武汉实验室的建设成本为3亿元，为了消除安全隐患，这个实验室所在位置远高于泛洪区，能够抵御7级大地震的袭击，尽管该地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强烈地震。这家实验室将致力于控制新兴疾病、储存纯化病毒以及充当世界卫生组织的“参考实验室”，并与世界各地的类似实验室建立起联系。
实验室主管袁志明说：“它将成为全球生物安全实验室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中国科学院于2003年批准建设BSL-4实验室，SARS疫情爆发为这个项目立项提供了巨大动力。这个实验室在设计和建设方面获得法国方面的援助，双方曾与2004年签署预防和控制新兴传染性疾病的合作协议。但是由于项目的复杂性、缺少经验、资金不足以及政府审核等程序，导致其直到2014年底才竣工。
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首个项目将是研究BSL-3病原体，它在刚果-克里米亚引发出血热。这是一种致命性蝉媒病毒，对全世界的牲畜都有影响，包括中国西北部，甚至可以感染人类。将来，这家实验室还会研究引发SARS的病原体，尽管后者不要求BSL-4实验室的安全水平。此后，还将研究埃博拉、西非沙拉病毒等。袁志明说，大约有100万中国人在非洲工作，中国需要以防万一，毕竟病毒不分国界。
最近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高福曾前往塞拉利昂，带领团队报告病毒变异速度。武汉实验室将为其团队提供新的机遇，比如研究这种病毒如何引发疾病，并基于抗体和小分子研发治疗方案等。
与此同时，也存在国际合作的机遇，有助于新兴疾病的遗传分析和预防。高福说：“世界正面临更多新兴疾病的困扰，我们中国需要做出更多贡献。”位于法国里昂的VirPath病毒实验室主任布鲁诺·丽娜说，特别是那些人畜共患病毒，这些疾病可通过动物感染人类，比如SARS或埃博拉。
许多武汉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都曾在里昂的BSL-4实验室接受过培训，那里的科学家对中国研究人员十分钦佩。武汉实验室的设施已经开始利用低危险病毒进行测试运行。但是围绕着中国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也产生许多担忧。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赖特指出，SARS病毒曾多次从北京的高级控制设施中逃逸。
袁志明表示，他已经与实验室人员探讨过这些问题。他说：“我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必须要报告自己做过什么，或没做过什么。国内合作将日益开放，透明是实验室的基础。”生物安全实验室网络的扩张计划也凸显了这样的担忧。位于哈尔滨的BSL-4实验室已经在等待认证，接下来是北京和昆明的实验室，后者主要利用猴子研究疾病。
法国里昂的VirPath病毒实验室主任丽娜表示，中国的庞大国土意味着其需要更多生物安全实验室。而与西方相比，在对灵长类进行研究时，中国研究人员面临的压力也更小。她说：“如果你想测试疫苗或抗体，你需要首先在非人类的灵长类身上测试。”
他说：“这些设施完全可以军民两用。”马里兰州CHROME生物安全咨询公司创始人蒂姆·特利文认为，中国投资建立BSL-4实验室，可能是为了向世界证明自己拥有巨大的竞争潜力。他说：“这在生物界是个巨大的身份象征，无论你是否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