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峰
信息泄露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最近，又有一种新模式被披露出来：只要你愿意付钱，就可以查看一个指定对象的所有隐私，包括开房记录、名下资产、航班信息、存款记录，甚至还能通过手机实现实时定位，查询手机通话记录。
这消息令人瞠目结舌。如果以往的电信、金融诈骗尚属于漫天撒网，如今可以说是精确制导。信息泄露一路呈升级之势：过去，你有可能会对互联网设防，你知道它并不可靠；但你对公共登记可能没想那么多，因为它们很多处于职能部门管控下，只有公职人员才能接触到。但如果你的开房、存款信息也能被买卖，这将导致你的信任防线彻底失守，它亮出的几乎是底牌：你既无可信任，也无处躲藏。
“全民裸奔”已经是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英剧《黑镜》曾设定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被电脑摄像头全程录制，然后被录制者要挟；美国《疑犯追踪》讲到一台复杂机器，能调动和使用全国公共摄像头。看起来是故事化的设定，但在现实中已经都能找到对证：“斯诺登事件”曾让全球哗然，希拉里“邮件门”、朴槿惠“闺蜜门”等，让人认识到政治精英也不能例外；央视《焦点访谈》这几天则播出了另外一则新闻：很多家庭安装的摄像头，实际上可以被入侵、被直播，一些公共基础设施监控系统，也能被轻易入侵。
身处互联网变局的时代，人们前所未有地感到脆弱。一切都在接入互联网，甚至人类也成为信息流动的延伸，这意味着足迹被记录，意味着无法“免于恐惧”。然而正是这类恐惧，才使得我们感受到紧迫性：我们亟需要有处可躲、有所信任。要做到这一点，很多时候并不是无计可施，因为信息泄露的原因也未必高明。比如技术安全问题，人们可以入侵家用摄像头，是因为身份认证系统存在漏洞；比如人为原因，一些公职部门藏着内鬼，一些黑客有意收集信息，一些人员则参与信息交易；还有政府监管方面的原因，由于互联网发展速度太快，很多时候对互联网认识不够，原有体制和应对方案显得分身乏术。
针对这些问题，如何建立网络荒原的“信息避难所”？首先该体现在个体身上。人们需要充分认识互联网，要对个体隐私有足够的认识和技巧；其次是平台运营商，通过“用脚投票”，那些极力保护个体隐私的企业和平台会被筛选出来，我们可以与之建立短期信任；最后，把关人显然是政府本身，它至少有下列可为空间：一是应对技术漏洞，可制作并不断更新行业性标准；二是面对人为原因，必须强化违法成本，强力打击违法行为；三是要充分认识互联网，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及时跟上隐私保护的需要，把监管的决心和态度贯彻到底。
当前，我国还没有一部针对性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而信息泄露不断升级，反过来要求政府立法必须加快。就在10月31日，全国人大在民法总则草案中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这是在立法层面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个人信息权利”。既然个人信息是一种权利，那么只有通过立法、执法，才能彰显权利、保护权利。在此之前，政府可以做什么？我们认为，至少要坚决杜绝信息泄露，而开房信息、存款记录如果可以被买卖，则是一种极为恶劣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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