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引发正反方科学家在线“对撞”

（原标题：对撞机引发正反方科学家在线“对撞”）

■ 科学论争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操秀英

这是一场长达3小时的“直播”，也是一场没有输赢的辩论赛。

“中国是否应该在当前上马大型对撞机项目”，在连日来科学家群体的隔空喊话之后，已经演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公共话题”。14日晚，在“科学人”主办的线上沙龙中，5位物理学家干脆直接来了场公开辩论。

先介绍下本场“科学家辩论友谊赛”的基本情况：正方辩友是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王连涛和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天文系教授韩涛；反方辩友则是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和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曹则贤。主持人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副研究员阮曼奇。

围观群众想象中“吵一架”的火爆场面自然没有出现。双方辩友你来我往，有理有据，一直风度翩翩。

这场特殊辩论，吸引了近千人围观，引发了听众1600余条讨论。

碰撞一：中国有没有能力建大型对撞机？

国内高能物理学界想建的大型对撞机，为“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王连涛说，2012年，希格斯粒子的发现，使得探索粒子物理学基本问题的需求显得更为迫切。他分析了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国在该领域的工作，认为其他地区暂时腾不出手，中国现在开始预研，2022年开始建设CEPC，就可在国际竞争中抢得先手。

但在“反撞派”曹则贤看来，“现实很骨感”，中国当前还没有能力建设大型对撞机。“中国粒子物理乃至物理领域的发展水平不够，中国的仪器工业水平不够。”

曹则贤认为，当前我国物理学研究，在世界上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很难想象在短期内能由中国科学家来主导高能物理的发展。而且，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大型对撞机的建设，对高精尖的专用仪器有较高要求。但放眼当今中国，上档次的科研仪器几乎全靠进口，高端仪器市场被国外厂商占据。“如果没有一定的自主研制能力、供应能力和设备维护能力，最后难免一地鸡毛。”

“曹老师提出的问题很好。30多年前，当中国思考要不要搞高能物理时，我们已经有过类似讨论。事实证明，这种顾虑没有道理。”王连涛指出，中国有许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成功经验，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和锦屏暗物质实验等，这些科学工程均有出色表现。

曹则贤继续反击。他认为，要建设像对撞机这样耗资数百亿的项目，当中国科学家在该领域具有主导地位时建设才更合适。而我国正在进行的科学工程，也并不能完全打消曹则贤的疑虑。“我所知道的是，哪怕是光电倍增管这样常见的探测器，我们都做得不如人意。我很难相信，我国在高通量、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的探测器建设上，能多么先进可靠。抱歉，我持怀疑态度。”

王连涛则进一步解释称，他们在做CEPC预研时，已经考虑到难度问题，有过详细论证，出台了具体方案。CEPC中设备的国产化率能达到95%，设备设计指标均为世界一流。

碰撞二：促进国际合作就能带动本国科研吗？

大型对撞机建成后，可以吸引国际人才，助推本国科技发展。

韩涛举例说，万亿电子伏特加速器（Tevatron）就是一个世界“旗舰”工程。1700多名在职员工、20多个国家的科技人员围绕这一加速器，共建国际化科学城，影响了周围的文化和工业。

“吸引顶级科学家过来工作，能够提升中国科学地位，我理解不了这种逻辑。”曹则贤对物理史有研究，他也举了个例子作为反击，那就是丹麦的“玻尔研究所”。该所1921年成立，一度吸引了当时欧洲几乎全部的物理学精英，那里诞生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而在玻尔研究所工作的学者，不少作出了卓越贡献，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不会有人认为这是丹麦的成就。海森堡、薛定谔等人作出的重要成绩，也没人把它算到丹麦头上。”曹则贤觉得，国际合作带动本国科技发展，这说不通。

“挺撞派”韩涛也继续举例子。这次他提到的是并不那么有名的TRISTAN。这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运行的对撞机，试图捕捉到顶夸克。其实，它的既定科学目标并没有完成，但由它引发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吸引了国外的科技人员和技术，培养了一代日本高能物理人士。“他们中的不少人，现在已经成为高能物理各个方向上的领军人物。”

王连涛“力挺队友”，补充说，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建在瑞士，也带动了瑞士的教育。而且，丹麦、瑞士都是小国，他们本身就不可能成为举世闻名的科技大国，拿他们说事，并不特别恰当。

“其实，对整个物理学科发展作出贡献，才是我们建造大型对撞机的主要原因。至于考虑奖项落到哪个国家头上，名声属于谁，这种格局还是稍微小了点。”韩涛说。

在双方陈述、自由辩论和听众提问环节完毕后，这场线上辩论比预定时间已经延长了一个小时。

“撞”还是“不撞”？至少，科学观点，已经实现了“理性对撞”。（科技日报北京9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