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里约奥运会开幕之前，有关兴奋剂的新闻接二连三地出现，而在俄罗斯田径代表团彻底无缘里约之后，兴奋剂再一次成为了无数普通民众所关注的热点。在那些因为兴奋剂而曾无缘体育赛场的运动员中，不乏以各种理由（如“误服药物”、“饮食不当”等）为自己辩解的人。
那么，从理论上看，真的能有人因为“贪吃火腿肠”等饮食上的原因，而在尿检之中不过关么？
答案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这是真的。鉴于运动员禁用药物在生活中的应用实在是广泛，因偶然而摄入禁药的情况是绝对存在的，加上目前的兴奋剂检测手段远非十全十美，不幸“躺着中枪”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运动员禁用药物，在生活中有多常见？
在很多人的印象之中，被反兴奋剂组织所禁用的药物，在生活中肯定也没有什么合法的用途，运动员被检测出禁药阳性，就代表着他们的确有不当行为。
这其实是一种常见的偏见：被反兴奋剂组织列入“禁用药物”名单的物质，只是因为它们有被运动员滥用，从而破坏体育公平的可能性，和药物本身的性质、应用并无关联。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俗称“瘦肉精”的β肾上腺素能药物不仅在我国被禁止用于动物养殖，还是国际公认的体育兴奋剂之一，这和它本身潜在的促进肌肉合成（肌肉合成过程能直接决定人的力量大小）的作用密切相关。然而，
此类药物在医学上应用非常广泛，是治疗哮喘等呼吸道疾病必不可少的良药，因此倘若运动员患有呼吸道疾病，医生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方了此类药物，运动员的确是有误服的风险的。
此外，“瘦肉精”在很多国家是合法的饲料添加剂，如果农户在使用时控制不当，药物残留进入肉类乃至肉制品中也是有可能的。
除了上面所说到的“意外”，运动员无意摄入兴奋剂，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某些潜在的“地雷”实在是太过掉以轻心了。
例如在中国等国家，草药及草药制剂在民间十分常见，而由于草药内含有的化学物质种类繁多，不少草药之中都含有一种或多种“兴奋剂”类物质（很多中成药都会标有“运动员慎用”，就是因为药材之中含有天然雄激素）。
如果是成药制剂，运动员倒是会有所提防，不过中医师开出的汤药，却少有人注意兴奋剂问题。
虽然此前还没有出现过与草药相关的兴奋剂事件，但并不足以排除草药导致兴奋剂检测不过关的可能性。
当然，解决这样的尴尬事件，最好的方法自然是从运动员自己做起——尽量做到规范就餐、食用来源可靠的食物、在就医时多加小心，而目前运动界也有针对药物的“豁免规定”。
运动员倘若因病情需要而必须使用兴奋剂目录内的药物时，可以向国家的体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在申请获批准后，运动员在尿检时检出豁免的药物即不算违规。
严格的尿检，也非万无一失？
相信不少曾经接触过体育运动的人，都对目前正规赛事严格的尿检制度有所了解。在如今，赛事尿检往往会一次采集两瓶尿液标本，分为“A瓶”和“B瓶”储存，通常A瓶会被直接送往实验室检测，而B瓶只会在检测结果遭遇争议之时才会启用。
严格的尿检标本制度和日益更新的检测手段，已经能够让尿检之中出现争议的几率不断降低了。
然而世间并无十全十美之事，尿检也是如此，当前的技术还无法完全避免“中枪”事件的发生。
在讨论尿检失误的可能性之前，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体育运动兴奋剂尿检的原理。
运动员在服用兴奋剂之后，兴奋剂会在体内经过一系列的代谢，从而转化成具有活性的成分，或是形成便于排出体外的产物。由于相当一部分兴奋剂会以代谢产物的形式随尿液排出，因此兴奋剂尿检实际上就是在检测形形色色的代谢产物。
而在反兴奋剂实验室内，检测特定物质的最重要方法，是免疫法（如酶联免疫吸附法、放射性免疫法）检测。
这种方法主要利用抗体试剂（即动物体内产生，针对特定物质的抗体）能和目标物质牢固结合的特性，用抗体试剂去“捕获”尿液中潜在的兴奋剂代谢产物，随后再将“捕获”结果用特定方法读出。
不幸的是，尿液内的物质有时可能会干扰抗体的正常工作（例如直接和抗体结合，制造兴奋剂被“捕获”的假象），从而导致检查结果出现错误。
例如常用的抗生素左氧氟沙星，其在服用后排入尿液的代谢产物，就会干扰大麻尿检的准确性，甚至有患者因此而在警方的“扫毒行动”中不慎中招。
另一种情况则是，有些被用于兴奋剂检测的指标，会在患有疾病时出现异常，而且尿检技术并没有能力分辨指标异常的具体成因。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莫过于今年德国足球甲级联赛上的一起乌龙事件：在该比赛的升级附加赛开始前，法兰克福队的副队长马科·鲁斯的尿检结果为阳性，他的尿液中被检测出含有大量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一种在怀孕、服用兴奋剂或患有睾丸癌时，人体会大量分泌的激素），但经过随后的全面检查，鲁斯的确没有服用兴奋剂，是他所患的睾丸癌直接导致了尿检的阳性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兴奋剂检测虽然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做出正确判断，但也有诸多偶然因素（如疾病、药物）能够干扰它的检测效果，运动员因偶然而误服兴奋剂的事件也并不少见。
虽然说尿检出问题“只因一根火腿肠”可能会有些夸张，但这也并非噱头或是狡辩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