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5月30日下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完善保障和激励创新的分配机制，提高间接费用和人头费用比例，推进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把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结合起来，解决“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
对于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有人将其理解为鼓励科研人员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举办企业，实施成果转化和规模化生产。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理解。鼓励科研成果转化，不是鼓励科研人员成为商人教授，而是鼓励科研人员在进行科研时，要了解社会需求，不能闭门科研，以及要积极推进转化，不能让科研成果在通过验收之后就束之高阁。
最近，华东理工大学一名硕士研究生命丧导师开办的工厂中，引起关注。对于大学教授是否可在校外开办工厂进行成果转化，联系到近期有关科研政策鼓励成果转化，有舆论认为，大学教授在校外开办工厂也是成果转化的一种方式，不能简单叫停。这是似是而非的。早在2014年10月，为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教育部党组就曾发布《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意见》，该《意见》强调，要加强学校资产和校办企业监管，禁止院（系）、教师违规利用学校资源兴办企业，杜绝“一手办学、一手经商”现象。
我国高校从上世纪90年代起，曾出现高校教师下海经商潮，当时为了鼓励科研成果转化，高校允许教师一边担任高校教职，一边利用自己的成果去开办企业。本来以为这是“双赢”，但却出现很多乱象，包括教师利用学校资源，如学校的品牌、学生资源为自己的企业服务；教师的精力分散，影响正常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同时，由于缺乏专业的企业经营能力，教授开办的企业很多半死不活，最后还要由学校出面收拾残局。
这之后，针对这些乱象，高校开始进行清理，要求教师要么回归学校教职，要么离开学校去专心办公司。但具体在执行规定时，多不严格，像华东理工大学，学校在多年前就出台规定，要求教师个体不得以法人身份开办公司，但这起事件中的导师，却在校外开办工厂达10多年之久，直到事发，学校也“不知情”。
实践表明，高校教师直接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去进行产业化，并不利于科研成果产业化。真正双赢的产业化模式，是教授做教授的事，企业做企业的事。一方面，科研人员在进行应用型科学研究时，应该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坚持市场导向和需求导向，将研究和产业需求结合起来。在这次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要“大幅增加公共科技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这就是要求科研人员的研究，要服务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则是要明确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角色和职责，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直接去推进、实施转化，是最缺乏效率的方式，应该由专业的机构去实施成果的中试、孵化，在孵化成功之后，再由企业进行量产。
教师、科研人员直接去实施转化和经营，貌似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但除了把精力用到这一项成果上之外，还因为缺乏企业经营理念，而导致转化失败。由专业的中介机构进行成果的中试、转化，可以对成果的价值进行评估，科研人员可以从成果转让中获得收益。如果在成果转化过程中，需要科研人员的持续支持，高校可以给科研人员选择空间，比如花一段时间在企业中担任顾问、技术指导，而经过这一段时间后，必须做出要么继续当教授，要么留在企业的选择。科研人员在企业继续开展科研，也是对科研创新的贡献。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基本的利益回避机制，一边担任全职教职，指导学生，一边有自己的公司，这是很难做到利益回避的，导师难免会利用自己的学生资源为自己的企业服务，这就把师生关系变异为了雇佣关系。
推进高校的现代治理，首先要建立、完善基本的利益回避机制，像大学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要求校长做职业化、专业化校长，就是约束行政权干涉教育权、学术权，不能身兼数职、横跨多界，用手中的行政权去谋求教育利益和学术利益。
（作者系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