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升于2001年加入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下称：深创投），现任该集团总裁。曾任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属材料研究所所长，日本通商产业省工业技术院研究员，日本中小企业振兴会（财团法人）研究员，具有丰富的中小企业投资经验。
深创投是深圳市政府出资5亿元、同时引导社会资本出资2亿元于1999年8月26日成立的专业从事创业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名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2002年成立集团公司。总裁孙东升认为，深创投开创的政府引导基金模式使其在募资和项目挖掘方面优势明显，而建设综合性投资财团，投资上坚持稳健策略、精品策略，则使其在避免行业的周期性波动方面具备一定优势。深创投在选项目标准上，有投资和风控两条线。同时，孙东升认为当前的VC模式不可能被颠覆。
政府引导基金优势明显
新京报：现在大多数投资机构都会有非常明显的领域偏好，深创投前中后期都有，每个行业领域都有，自身优劣势？
孙东升：优劣势各有。前面一种适合小机构，人员资金都不用多，在一个行业里深耕细作。但深创投这种典型的大机构，人员庞大，资金庞大，仅仅做某一行业的投资，能够吸纳资金有限。另外，当行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时候，对投资影响也非常大，这时综合性投资机构就可能在避免行业的周期性波动方面占有优势。此外，虽然深创投表面上前期、中期、后期都在做，但内部是有细分行业的。现在我们团队做很多行业，不同的团队专注于不同的行业。
新京报：深创投是在国内开创了政府引导基金模式，这种模式在做投资时优势？
孙东升：第一个优势是利用政府的资源来找项目，一般情况下当地政府对项目是了解最深的，可由当地政府推荐一些项目。此外，当投资对外资比较敏感的一些行业，比如文化传媒行业、军工行业、互联网行业等，深创投也是有优势的。
新京报：作为政府引导基金，深创投商业化募资的能力如何？
孙东升：深创投管理的基金是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引导基金，目前和各级政府合作设立的有大约70个基金，这使得公司在募资方面相对容易。这一模式下，政府出一部分资金，深创投出一部分资金，再联合当地的民营企业出资一部分资金，所以这些年募资方面没有感觉到大的压力。纯商业化的基金深创投过去涉足得相对少一些，但未来会建立全国投资专业化基金，或者一些大型的并购基金等，所以现在深创投也在着力培养商业化募资的能力。
新京报：有什么样计划实现商业化募资？
孙东升：首先从人才方面进一步推动，做市场、客户等。另外一方面，深创投有优异的业绩，投资企业已上市的共102家。第三个方面，就是和大的机构（比如保险资金）建立合作关系。
选项目有投资和风控两条线
新京报：深创投能为创业者提供的除资金以外的支持？
孙东升：首先资本运作服务，利用专业知识包括企业再融资、资本运作计划、上市过程中服务、并购等。其次是规范化的管理，企业要上市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规范，深创投从股东会、董事会层面，给企业提供建议和管理的策划。第三就是管理、人才、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介绍等。第四就是替企业解决一些疑难杂症，在中国大环境下，很多事情需要综合利用多方资源（包括政府资源）来帮助解决。
新京报：需要政府解决的具体案例？
孙东升：举例来讲，上市过程中工厂已经建起来要生产了，但是土地证、房产证还没有办下来，这时候需要政府来解决；一些优惠，倾斜政策也是需要政府来提供。所有投资机构都希望能够提供这种服务，但有这种能力以及有这些资源这才是关键。
新京报：今年有没有自己亲自去做过项目。
孙东升：我们公司规定高管不能做项目。因为我作为总裁再去做项目，在投资决策时很可能别人不敢提反对意见，所以我只能站在“裁判”的角度，不能做“运动员”。深创投有自己的内部决策机制。
新京报：具体决策机制？
孙东升：我们是有两条线。一条是投资线，一个项目的投资团队至少要两个人以上，这样避免信息不对称。像投资这条线到企业去做审慎调查（DD），形成了投资报告递交到公司投委会。第二条是风控这条线，风控这条线我们需要有三份报告，首先审计部门要出具财务核数的报告，其次是法律方面要对企业历史有无瑕疵、有无法律障碍等进行考察。再次是行业研究报告，分析行业的技术门槛，技术未来发展趋势、市场空间等，做一份行业性的报告。
新京报：这种决策机制会不会导致决策时间冗长？
孙东升：有利有弊，有的项目经过深入的调查，可能就会暴露出项目存在的问题。为保证决策效率，我们内部有绿色通道制度，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也会简化掉一些程序。
市场波动
给稳健、有实力的机构带来机会
新京报： 2015年的股灾中，深创投的市值从138亿滑到100亿左右，下半年深创投的投资会变得更谨慎吗？
孙东升：应该不会，深创投采取的是稳健的投资策略，每年我们维持在25亿左右的投资规模。股灾对一些小的机构影响相对较大，但市场波动是正常的、一直都存在的，深创投的投资策略不会因为市场短期的波动而受到干扰。
新京报：什么样的稳健投资策略？
孙东升：在市场过热的时候，大家都在抢着投的时候，深创投坚持稳健投资、理性投资，对于不同的行业会设定不同的投资价格，超过这个价格再好的项目也不投。所以在股灾发生时、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对于大的、成熟的、有实力的机构来讲，带来的是投资机会。因为这时候投资价格降下来了，泡沫都挤掉了。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整个中国的创投行业有无过热的表现？
孙东升： 2008-2009年之后有一段时间过热了，那会儿有一句话叫全民PE，当时大家说不能炒房要炒股权。当时一些不负责任的机构募资的时候就说，下一轮发财的机遇就是PE，即股权投资。但做这个事情前提是必须有闲钱，钱亏掉不影响你的生活；第二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不是挣快钱。创投行业经过2012年底、2013年的调整，现在来看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新京报：大家都在讲资本寒冬，整个资本市场什么时间再次迎来春天？
孙东升：当前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二三线城市的很多企业融资艰难，同时银行也在抽贷，对整个社会心理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的直接后果就是收缩消费、收缩投资，加之资本市场停止了IPO，所有这些都对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资本的冬天。最近，中央已经决定重启IPO，并对上市发行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加之创新创业、调结构等系列政策的推动，中国经济以及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走出冬天迎来春天。
当前
VC模式不可能被颠覆
新京报：股权众筹发展的很快，会对未来的投资体系形成什么影响？
孙东升：股权众筹的方式很好并且也是对的。但投资要分级，专门做天使的就做天使，另外一些大的项目、而且百姓也有一定投资需求的，众筹平台就给他们提供这种机会。股权众筹相当于是对于整个投资体系的完善和补充。众筹也只是资金和项目对接方式的变化，但对项目的判断终归还是需要依靠专业人士或团队。
新京报：有没有风险？
孙东升：对互联网金融央行已有相关监管规定，众筹相对来讲就是要看投资人的承受能力，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投资是有风险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至于运作方面的风险，应该和P2P不太一样，它是针对具体项目来做众筹的，没有做资金池。但P2P很多为了做规模，就不是只针对具体项目，而是去做资金池，这可能就有很大的风险了。
新京报：很多投资机构在讲量化VC，怎么看这种方式？
孙东升：有点故弄玄虚。股权投资有自己固有的规律，但它不是可以完全量化的东西。有时候说要靠第六感，这个第六感更是难以量化，所以量化是解决不了或不能完全解决投资具体问题的。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在讲颠覆VC，你怎么看？
孙东升：很多提法，但是颠覆不了，一些看似创新的激进做法是违反市场规律的。PE圈内PE热的时候，很多机构在募资时声称只收一年管理费，这种情况会导致投资压力大。因为在募完基金之后，按国际惯例不投到70%、80%，不能再募新的基金。如果只收一年的管理费，就会争取一年之内投完，然后再去募下一期基金。这样一种情况下，就不可能从容的去选项目。我们认为，好的项目要靠打磨和发掘，前面说的这种较激进的模式违反了市场规律。
新京报：深创投投资方式有没有随着市场发展变革？
孙东升：做投资不能有挣快钱的心理，不能有赶风口的心理。改革创新对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永久的话题，我们在国有背景的体制下，要改革的一个方向是怎样更市场化。虽然在国有背景体制下，但并不代表我们是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