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台湾媒体报道，有网友发文表示，使用繁体字的其他地区开始渐渐接受简体字，未来台湾可能是唯一使用繁体字的。
事实上，有关汉字的争论自近代以来便绵延不绝。及至今日，类似的争论仍然存在。只不过当下有关汉字争论的环境已和当年有所不同，因此也呈现出与近代不同的、另一种状态。
古代也有简体字
如果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汉字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
《中国全史•汉字史》中写道：“从殷周之古体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向着简易的方向进行，可说是没有间断。”
有研究指出，现存的汉魏以来陶器、碑刻、书帖上，简体字时有所见。例如，出土于敦煌的汉简中，就有简化的“书”；成文于南朝的《千字文》，也出现了简化的“汉”。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郭锐就曾表示，汉字自产生以来就大体有简体和繁体两个系统，同一个字可能有两种字体。宋元时期出现的大量“俗字”就是民间流行的简化字。当代编纂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就收集了1600多个“俗字”。
不过，这些古代的简体字皆流行于民间，在当时并没有“合法地位”。
近代汉字繁简争论尤甚
到了近代，伴随着近代中国的国势衰微与西方文化的涌入，汉字的繁简之争渐起。晚清时，就已经出现了主张用万国新语替代汉语汉字的言论。这当然属于相对激进的言论。
1909年，清末学者、后参与创办中华书局的陆费逵提出了看似“中庸”的办法。他曾在《教育杂志》上呼吁“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字”。
而晚清“国粹派”代表章太炎对汉字拼音化和用万国新语来替代汉语的言论反对甚力。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改进之法”，即在部首结构上“法古”。他还曾指出，为求汉字便于书写，应学习章草写法。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均遭到新文化派不同程度的批判。这其中，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人都曾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
不过，钱玄同似乎更为实际一些。他曾说：“我现在是极端赞成的(中国废去汉字改用拼音)。但是我以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存心浮气的、乱七八糟把拼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
在此基础上，简化字的相关书籍屡屡出现。1928年，胡怀琛的《简易字说》出版。1930年，刘复与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出版。1934年，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1936年，容庚《简体字典》、陈光尧《常用简字表》出版。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1表。
同一时期的国民政府也于1932年，由教育部公布并出版了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1935年，南京政府教育部又采用钱玄同《简体字谱》的一部分，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当时考虑到凝聚民心、抵御入侵的时局因素，南京政府接受了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建议，于1936年通令收回了该字表。
大陆推行汉字简化，第二次简化并不成功
事实上，从清末以至20世纪中期的汉字改革，都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1949年10月以后大陆的情形也不例外。
中国大陆政治的统一使得在国家层面进行汉字简化变得可行。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多次修订的基础上，提出了《汉字简化方案》，并经国务院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公布，以法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到1964年3月，从《简化字总表》看，其总数已经达到2238个。
此次简化的汉字多被民众所接受，并沿用至今。与这次的成功相比，在1977年还曾有过一次不那么成功的汉字简化。
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其中包含848个字。有报道总结这次简化的特点是“既减少了字的笔画，又精简了汉字的数量”。但随即便被周有光、胡愈之等人批评为“比例失调、难看之极，一味追求简单而失去了汉字的风貌”。1986年6月，这些字被废除。
汉字回归繁体声音近年来不绝于耳
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有这样的表述，“提倡使用简体字，妥善处理繁体字”。而后的“用简识繁”原则可以算做是对此处“妥善处理”的细化。
不过，随着近年传统文化逐渐回归，关于汉字回归繁体的声音也不绝于耳。2008年全国两会上，郁钧剑、宋祖英、黄宏、关牧村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
此后，几乎每一年的两会期间，与繁体字相关的问题都会被拿出来讨论一番。一直到今年，冯小刚、张国立等人还曾在两会期间呼吁适当恢复繁体字。
这也再一次将汉字的繁简之争提出。该话题也总能借助网络形成讨论，而网友也持不同观点。有人说此举利于传承传统，也有人吐槽“考试答题，时间更加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