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院长刘蓉接受记者专访时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主要强调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
刘蓉认为，供给侧改革核心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从财税改革角度来讲，政府需要做的是逐步选择减税减负的税收政策，这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增值税税率，结合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加大税前扣除项目，降低个税边际税率，并与通货膨胀率挂钩。
中国税负重应全面减税
如何理解供给侧改革以及减税是供给侧改革的一大主要内容？
刘蓉：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主要强调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前段时间主要采用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但现在这些刺激政策效果不明显。
供给侧管理最早的渊源是美国的供给学派，他们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如果从财税改革角度来看，供给侧改革的一大工具就是减税。这不再是结构性减税，或者仅仅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而是全面适当地降低企业税负。
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短期上是为了应对当下的严峻挑战，长期上追求的正是一个“供需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经济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的时代正在远去，而“供给跟不上需求”正凸显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
目前中国企业和家庭的税负状况怎样?
刘蓉：我个人认为，中国的企业和个人税负还是比较重的。
按宏观税负宽口径(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算的话，2014年我国的宏观税负大约为37%，已经进入一个高收入国家阶段。从税负结构来看，由于中国的流转税占比大，个人和家庭税负更重。
考察宏观税负高低，不仅仅从绝对比重来看，还需要联系财政支出。比如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宏观税负达到40%~50%，但这些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的政策，这些国家的住房、医疗、社保、教育基本上是国家买单。而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负，税负明显偏高。
经济不景气原因在于企业成本过高，其中就包括税收较重，目前企业对减税的呼声应该到了比较强烈的地步。
降低企业有效税率
政府其实近两年也在加大力度减税，包括营业税改增值税一年减税规模大约在2000亿元。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你对未来减税政策有哪些具体建议？
刘蓉：就具体减税政策制定来说，我认为在简政放权的推动下，应该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目前的税率为25%)。此外，目前我国对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予以20%的低税率优惠。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压力，但是惠及面较为狭窄，可放宽标准，使更多中小企业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另外，随着营业税改增值税推进，第三产业中一些服务业也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而降低这些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对这些企业是十分有利的。比如对税负较重的金融业在下一步营改增可以将该行业增值税率适当降低；而对于抵扣项较少的旅游业其增值税率可采用较低的征收率。
就增加劳动力要素供给而言，政府可以采用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减税政策。此外，个税税率的降低还可以减少人们提薪的需求，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劳动力价格上升的速度，缓解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
你认为削减企业所得税边际税率时不仅仅降低企业法定税率，还要实际降低企业的有效税率，能详细谈谈吗？
刘蓉：我主张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虽然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但具体到征管层面，企业可能并没有按照25%来交，这就涉及有效税率。有效税率是指企业已付总税款除以应课税收入，它反映纳税人真实税收负担。实践中，企业的所得税有效税率可能高于25%，也可能低于25%。
税务机关征收企业所得税前提是企业有利润，在目前经济下行情形下，个别地区提前征税情况，即企业没有利润，但税务机关认定企业财务核算不健全，采取核定征收，根据企业销售额来核定一定比例征收企业所得税，这涉及税收法治化问题。这种现象在发达地区之外还具有一定普遍性。因此，我强调减税不仅仅只是降低企业法定税率，还要实际降低企业有效税率。
你提到降低个税的边际税率，结合目前的个税改革你有哪些具体建议？
刘蓉：个税在工薪阶层税负重，税率等级之间极不公平。个税改革可能明年要推出，个税税率应该优化，必须要实行减税，比如个税税率与通货膨胀率挂钩。另外，个税改革是朝着综合所得税制方向，所以个税减税寄希望于综合税制加大扣除项目来解决。
近日看到有专家说提高个税免征额，这种说法实际上没有意义。未来的改革方向是综合所得税制，考虑家庭基本生活水平、赡养人口来进行税前抵扣。我认为个税改革在明年会有所突破，改革已经比较成熟。
减税改革应与简政放权同步
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有人认为里根政府减税政策是失败的，你怎么看？
刘蓉：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在开始几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确不明显，但是我研究发现，里根政府减税政策效应在10年之后显现了。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是有效果，只是有滞后效应。因为在减税之后，企业成本降低，利润增加，资金再投入生产，提高生产效率，需要一段时间。高税率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剂”，只有降低税率才能增加生产要素供给、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刺激经济增长。
在财政刚性支出加大，收入增长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减税空间还有多大？
刘蓉：的确，现在有部分人反对减税，理由就是财政减税空间不大。我认为减税的前提是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减税需要与简政放权及其他改革同步进行。
财政供养了庞大的人员(公务人员、事业单位人员等)，减税规模就要考虑政府规模。只有随着简政放权的推进，政府机构的精简，财政供养人员的减少，减税空间才会有所扩大。
供给学派就是小政府理念，这与目前我国的大政府格局要求不同。全面减税需要顶层设计，是国家一盘棋的问题。从全面改革的视野来看，减税有很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