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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阿里巴巴在2017年度打假沟通会上呼吁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打击制假售假力度，“像治理酒驾一样来治理假货。”阿里巴巴公布资料显示，2016年全年，阿里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但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

编者按

网购已成为当今的主流消费方式之一，但电商的假货泛滥也如影随形而至，既令广大消费者深恶痛绝，也危及电商的自身的发展。近期，阿里巴巴发出打假“檄文”，表示“我们一定会斗争到最后一分钟”。其治理平台假货的举措受到广泛关注，并已渐显成效。

阿里巴巴呼吁“像抓酒驾一样打假”正在获得司法界的热烈响应。3月15日，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发来传票，阿里巴巴起诉售假店铺将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前一天开庭，且由奉贤法院院长陆卫民亲自担任本案审判长。

壹 阿里诉售假案下月开庭

根据最高法指导意见，只有重大疑难、新类型或者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普遍意义等情形下的案件，才会有院长直接参加合议庭审理，足见在司法实务界已经将阿里巴巴起诉售假、用民事手段“自救”打击假货分子视为标杆之举。

3月8日，阿里巴巴正式向奉贤法院递交诉状，以“违背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誉”为由将在淘宝上出售假玛氏皇家猫粮的姚某告上法庭，索赔267万元，并要求其公开道歉，当天即获得法院立案。本案中被告姚某从2015年开始在淘宝上出售宠物食品，后来被阿里巴巴和品牌方玛氏联合发现存在假货嫌疑，于是通过神秘抽检进行鉴定，并将线索移交给上海公安局宝山分局联合行动，并将姚某当场抓获。据了解，本案将于下个月开庭。

在警方对姚某立案之后，阿里巴巴也启动了民事诉讼。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表示，“打而不死、死而不僵已经令打假陷入了死循环，阿里巴巴将穷尽一切手段提高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近日阿里巴巴发布一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

基于此阿里巴巴呼吁像“像抓酒驾一样打假”，呼唤严刑峻法惩治假货分子。这一呼吁在两会期间得到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公开点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也公开表示，制假售假是全社会的公害，制假售假的治理涉及到整个社会，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需要共同发力”。

贰 “像抓酒驾那样打假”开始实操探讨

自马云在微博发文呼吁“像抓酒驾那样打假”以来，治理假货已成两会期间热点议题。舆论正高度关注制售假案刑罚不足、犯罪成本过低、对犯罪分子震慑不够，导致制假公开化产业化的问题。两会期间，行政执法机关已率先对此做出回应。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公开点赞马云，并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惩戒力度。而司法界对于治假议题的探讨，则更进一步到改善立法司法的实操层面，涉及调整立法计划、建立治理体系、直接入刑避免以罚代刑等多个方面。

其实，早在2016年6月马云在媒体上就发表署名文章《阿里巴巴保护知识产权的立场及思考》，对全球消费者表示：“阿里巴巴绝不姑息纵容而是坚决打击假冒商品。品牌商和其知识产权必须受到保护。我们对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零容忍，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在今年1月举办的达沃斯论坛上，马云则用“与人性贪婪的战争”来比喻打假，称利用大数据和新技术与全世界通力协作是赢得战争的方法。

说到阿里巴巴自己的打假行为，马云形象地形容为是“如同在‘上甘岭’战斗的第一线”，并表示“我们一定会斗争到最后一分钟”。但马云也坦承：打假很难孤军奋战，凭任何一家公司之力无法根除假货顽疾。

对此，原国务院参事、中国质量协会常务理事郎志正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对打击假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像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惩罚力度那么严格，“我认为现阶段国家对制售假者的处罚还过轻，没有罚到让制售假者不足以再敢制假售假，这是假货泛滥的最主要原因。”与郎志正观点相同的还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与权益部分析师姚建芳。她认为，要治理制假售假，从国家层面，立法是第一步，执法严不严也很重要，立法后如果不严格执行打假就会落入空谈的陷阱。所以，除了对线上的抽查外，对线下的抽查也很重要。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董祝礼同样表示：“假冒伪劣喊了很多年一直都在打，但为什么屡打不绝？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治，严格立法与执法。”

而马云坚定地认为：“阿里已经从网上打到了网下。阿里巴巴绝不会置身事外，但法律基石永远是根，制造工厂永远是源，从根开始，从源着手，我们国家才会从制造大国走向创新大国。”

叁 “打假”引起社会各界热议

针对今年“两会”期间热议的“打假”呼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鸣起表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正在关注此议题。3月12日下午，张鸣起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作出以上表述。他表示：今年的立法计划已经制订，因此目前尚无针对打假的法律法规修订计划。但随着社会关注度的发展，以及年内重大事件的发生，“不排除对执法检查计划进行调整的可能”。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工作群里贴出两百余字的评论带头点赞。柳传志表示，马云发出“檄文”，首先表明了阿里本身的立场和态度。假货“不但毁了众多的行业，毁了网购，而且会毁了诚信，毁了中国的立国之本”。只要深刻认识其危害，并像治理酒驾一样严格执法，假货一定能根治。同时提议，应该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组织的名义，赞同马云呼吁，并向社会表明企业界的态度。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民群众对打假入刑呼声很高，需要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方式加以修改。回顾并比较酒驾入刑过程后李静认为：酒驾是否入刑是经过科学论证的。从目前假冒伪劣的实际危害来看，人民群众打假入刑的呼声很高，甚至比治理酒驾的呼声更高，因此更需要立法程序论证之后再予以确定。李静分析称，从司法角度，只能是依照现行的法律，在现行法律的范围内来量刑，不可能超越，即便这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再大但是也只能在目前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量刑。如果确实需要，需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修改。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周喜玲认为，假货问题愈演愈烈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市场监管不到位；二是惩治力度太小，无法震慑制假售假分子。建议制定地方法规，强化行政执法手段，建立质检、公安、工商、卫生等多个部门联动执法机制；严格执行刑法对各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和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量刑标准，对制假售假达到法定数额者严惩不贷，对侵犯商标、专利和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目前，《刑法》中对制假售假者的立案标准为售假金额必须达到5万元以上，对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立案标注的售假金额必须达到10万元以上。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柯俊提出“将掺假造假行为直接入刑”。其实，近期在微博上有不少法学界名人纷纷表示，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网络经济的全球化，假货最大的危害已成为损害中国制造信誉的最大痛点。从这个角度讲，治理假货应该作为未来中国制造的出发点，也应该是相关部门必须履行的职责。而阿里巴巴此次的呼吁，已将假货治理这个事关中国制造未来的大课题的起点摆在了全社会面前，如何参与到这一系统工程中，更是社会各界乃至每一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