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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森在节目中大谈“引力波”

　　春节假期里，美国科学家宣布直接观测到引力波，成为社会关注的“大新闻”。上周末，一段 5 年前《非你莫属》节目视频因为“引力波”又被翻了出来，下岗工人郭英森在节目中提及“引力波”，宣称自己发现了能拿诺贝尔奖的成果，结果遭到一些嘉宾的嘲讽。网上的反应和现场大相径庭，同情声一片，有人认为节目组欠他一个道歉，还有人称郭先生是“诺贝尔哥”。真相究竟如何呢？

　　民间科学家的“引力波”

　　1915 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1916 年，爱因斯坦在此框架下发表论文，提出了引力波的理论构想。今年 2 月 11 日，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台(LIGO)宣布直接观测到引力波。

　　“引力波”一个物理教科书中可以找到的名词，百年前就已提出，说郭英森是“首提”显然是误传，说他自创的理论能冲击诺奖也是无从谈起。说他与诺奖擦身而过，为他鸣冤抱屈，这件事很荒唐。

　　“这个人是典型的‘民科’。”清华大学教授刘兵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视频中的郭英森。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田松与他的看法不谋而合。何为“民科”？曾对这一群体做过多年研究的田松对它的定义是：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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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在节目中点评

　　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这里的科学共同体，通俗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主流学界。而“民科”和那些“业余科学爱好者”是有区别的，后者可以爱看星星爱收集蝴蝶标本，但绝不会去推翻颠覆天文学的重大理论。更关键的是后者会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方式与主流科学界交流。

　　“民科”的特点

　　不懂得科学发现成为共识、并作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的一般规律。拿随着引力波探测的报道，又开始质疑相对论的民间科学家来说，显然他们不懂得科学发现是如何发表、被同行评议，被同行接受，理论又是如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如何毓琦教授的文章所说，假若相对论是个骗局，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科学家都是同谋，这骗局实在是太高明了些。

　　不具备从事科学研究所需的基础知识。我国民间有许多热衷于建造山寨飞机、潜艇，还有前述的宇宙飞船等等各种宏大项目的爱好者。这些事物我们虽然都知道，甚至如飞机还常常坐，但它们简单的外表后面却是人类数十年上百年的研究、工程经验的积累。抛开专业知识就动手搭建，结果可想而知。而这些“爱好”，往往耗资不菲，还伴有危险。散尽家财也就算了——千金散去还会复来——但读到有人驾驶自己制作的飞机坠亡，真是觉得可惜。

　　不具备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必备技能。且不说各个学科里各自所需的诸如实验技能，单单是从事研究工作最基本的逻辑、思辨、质疑的思维，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即使高明的科学家，也会犯错，又何况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人？科学家的论文、著作，不能说“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出典”，也须严谨异常。一组数据，能得出一条还是两条结论？一个现象，究竟是哪个机理在起作用？科学家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质疑，与误导、思维定势、惯性思维作斗争。与日常生活里恰恰相反，优秀的科学家，每天做得最多的，是审视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而不是肆意无理的批评别人。

　　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会用理性的思维就某一个观点（argument）做出严谨的分析，进行判断。所谓大胆的建设，小心地求证。比如，何教授会专门成文，回应读者的留言里缺乏起码尊重的、毫不客气的无端质疑。文章也有理有据。而这恰恰是无理地批评者所不具备的。

　　现代版的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

　　“诺贝尔哥”借“引力波”话题穿红网络，也从侧面反映了民众对科学既热衷，又陌生的现状。

　　现在中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前面讨论的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科学精神应该是一个关键原因，而整个社会的状况则和教育密不可分。

　　任何一个社会在某方面的状况总是由该方面的最杰出人才所代表的。比如众所周知美国现在是国际上科学和技术创新都最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代表人物就是家喻户晓的盖茨和乔布斯，而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科学创新的代表人物。

　　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就表现在没有科学大师，而这必然是学校的教育出了问题，因此就有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事实上，中国的教育还是出现过短暂的辉煌：条件极差的西南联大培养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批国际级的科学和各种学术大师。但是后来的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出了什么大师？

　　再回头看看，经济落后的文革前和文革期间，中国还是出了一批国际水平的科学成果并成就了两弹一星的伟业，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有什么重大科学创新和重大技术成果？

　　详细解答“钱学森之问”是非常困难的话题，所以在这里不试图展开讨论。但是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思考：在西南联大以及经济落后的文革前和文革期间，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不是社会的主旋律。相反，不可否认的是，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不愿意而且也坚决不会再回到那样的时代。

　　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逆问题

　　但是我们也可以问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逆问题：中国需要先进的科学吗？中国需要大批的科学大师吗？

　　恐怕大部分人都会回答：“需要”。但是在一个普遍缺乏科学的精神的社会，这个回答没有太大的意义。

　　实际上，批评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科学的精神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因为“科学”似乎在中国大地极为深入人心，我们甚至于把所有好的或者有道理的东西都说成是“科学的”，所有不好的或者没有道理的东西都说成是“不科学的”，这在科学的发源地欧洲和科学最发达的美国都是不可想象的。这其实是“泛科学化”的体现，导致“科学”这两个字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试问，中国社会上有多少人能够回答出“科学的目的、精神、方法”的哪怕一条或者一条的其中一个内容？

　　要说中国的教育没有科学是肯定不对的，基本上从小学开始就开始教“科学”。但是，中国的教育普遍只传授科学知识，而很少讲科学精神、几乎不教科学方法，甚至中国绝大部分的“科普”培训和“科普”工作也是如此。这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极端实用化的一个体现，因为科学知识“有用”，但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教不教也无所谓，学不学也无所谓。这也是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科学的精神的一个真实反映。

　　靠这种“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不但中国的“民科”层出不穷而且“民科们”还经常得到大力宣传和支持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