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正逐渐走向世俗化，如今已不再是神和天使的专属。哲学家、科学家和硅谷企业家要么投入资金、要么投入智慧，均对该领域寄予厚望。已经有几百人决定将自己的遗体“冷冻保存”，等到日后科技成熟、再给予他们第二次生命。假如我们将死亡视作一个函待解决的问题，这种“解决方法”又会产生怎样的道德影响呢？
当然，我们目前还无法实现人类永生，连今后能否实现还不清楚。目前为止，有两种做法吸引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一是复苏技术；二是意识上传技术。
复苏技术就像未来的“不老泉”，通过清除并逆转细胞衰老过程，使人们永葆青春。奥布里·德·格雷等老年医学专家将衰老视为一种疾病，可以通过定期更换或修复体内细胞来治疗。如果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你也许每隔几年就要去一趟复苏诊所。
医生不仅会除去受感染细胞、癌细胞和其它不健康的细胞，还会向体内引入健康细胞，提高身体复苏的效率，同时清除体内累积的废物。这种做法可以“逆转体内的时钟”，让你的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不过如果受伤或者中毒，你的身体仍然一样脆弱、仍有死亡的可能。
复苏技术似乎是一种风险较低的解决方法，因为它相当于拓展并增强身体自身的修复能力。但如果想实现肉体的永生，就必须保证绝对安全，避开一切受伤的风险，结果便是无时无刻不活在恐惧之中。
另一种做法是意识上传，即对你的大脑进行数据扫描、然后复制到电脑中。这种方法假设，人类意识类似于某种依靠有机硬盘运行的软件。你由何物构成？其实就是你大脑中储存的信息总和。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把“真正的自己”转移到其它实体基础或平台上。这种做法存在很大争议。不过让我们把“将自己寄存在何处”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先解决如何以数据形式复制大脑内容。
和复苏技术不同，意识上传技术能够使我们更接近真正的永生。就像我们用硬盘和云盘备份文件一样，被上传的意识也能被无限次复制，备份储存在安全的位置，防止天灾或人祸将所有备份付之一炬。
虽然意识上传有上述优势，但也造成了一些棘手的伦理问题。戴维·查莫斯等哲学家认为，虽然你上传的版本和真实的自我看似相同，但没有任何对现实世界的意识体验。
这个版本的你更像一个僵尸，而不是一个人类，更不等同于你本人。丹尼尔·丹尼特为首的其他哲学家则辩称，这算不上什么问题。由于你在转化过程中被简化成了大脑中储存的内容，一个功能相同的复制品无法做任何超出你能力之外的事情。
此外，我们无法预测上传意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转化之后，我们是否会感到意识有所中断呢？整个转化过程、以及以数据形式存在的感觉是否会令你恐惧不安呢？你会不会无法与外界的人交流、或者无法将自己关闭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永生更像是一种诅咒、而不是祝福。相比之下，死亡也许没有那么可怕。但不幸的是，到时你也许连选择死亡的权利都没有。
同时运行多个上传后的意识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一种哲学观念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单独性”，任何分裂出的身份都等同于死亡。也就是说，如果你将自己分成“你1号”和“你2号”，你就道德伦理而言，哪种做法更令人担忧呢？在我们看来，“纯粹”的返老还童也许更轻松一点。的确，如果所有人都能避免死亡的宿命，目前人口过度和不平等的问题就会进一步恶化，但这个问题至少比较熟悉。比如说，复苏技术肯定会扩大贫富差距、迫使我们改变能源的利用方式、以及限制人口增长速度等等。
而相比之下，意识上传将造成许多全新而陌生的道德难题。上传意识将产生一种全新的道德主体。例如，我们一般认为认知能力与主体的道德地位有关（因此人类的道德地位比蚊子要高）。
但如果人类思维能通过更快的计算机增强、以光速与彼此沟通，我们就很难确定这些思维的认知能力了，因为即使是最聪明的人类，也远远比不过它们的智力。就像经济学家罗宾·汉森在2016年出版的《EM时代》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监管方法，处理人类与上传意识之间、以及不同上传意识的互动关系。此外，数据系统正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发展，因此留给我们做决定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选择永生对于个人而言又会产生怎样的实际后果呢？假设当你还在世的时候，复苏技术和大脑上传技术已经变成了现实，你就需要依据这两种做法的风险做出抉择。
复苏技术听上去更可行一些，但你必须保护好自己脆弱的肉体。上传意识会降低意识被破坏的风险，但在多次复制之后，你的存在也许已不再有任何意义。这种风险远比复苏技术要大。尽管如此，脱离死亡的宿命仍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假如真能实现永生，很多人也许甘愿冒险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