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脑风暴是阿里平台治理团队最喜欢使用的讨论方式之一，团队内出身不同行业背景的人士，坐在一起讨论寻求打假的终极办法。但讨论到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并没有一条路径可以完全消灭假货。
阿里平台首席治理官、集团合伙人郑俊芳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自己会“感到很沮丧”。
假货已然成为这家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公司最大的敌人之一。阿里目前每年花费10亿元直接投入到打假方面，其中庞大的打假团队构成了这项开支的最主要部分。与此同时，防治假货的重心，也逐渐从事后追责，变成了事前防治。尽管距离完全消灭售假尚远，在近年引入新的算法模型后，阿里希望通过类似做法来降低打假成本、同时提升效率。
10亿元打假“年费”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花名“师太”）是财务背景出身，加入阿里巴巴之前在毕马威任职十余年，初到阿里同样负责财务。2015年年末，马云任命郑俊芳担任阿里巴巴平台治理官，将当时分散在各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统一收归、管理。
8月10日，郑俊芳在专访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阿里每年打假直接投入资金成本约在10亿元左右，其中，占比第一是人力成本，阿里内部拥有一支规模在数千人级别的“打假队”，第二是技术投入，其中包括服务器成本；占比第三的是神秘抽检（通过抽检疑似假货来进行确认假货销售行为）服务。
马云曾公开表示， 郑俊芳的带领下，打假不设预算上线。郑俊芳告诉记者，若年中发现打假预算高于年初计划，则会继续追加预算。
10亿元仅仅是阿里打假的显性成本。《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年报》显示，当年阿里协助警方破获案件涉案总金额超30亿元。由于阿里发动打假，大量涉假淘宝店铺被关闭，且背后的涉假人员几乎终身不得再次在淘宝开店。
即便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郑俊芳坦承，阿里平台上的打假工作仍是一场旷日持久且短期内看不到终点的战争。与此同时，阿里这家公司很早即意识到，单靠一己之力无法打赢这场战争，最终需要推动“社会共治”。
不可否认的是，技术的确在阿里打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角色。简单来说，阿里基于打假需求建立了大量算法模型。郑俊芳告诉记者，以往阿里更多是在事后针对售假行为采取惩罚措施，但目前则更多倾向于通过事前预防。
例如，阿里接下来会审核电商平台所有商品发布图片中是否存在售假现象，这在主要依赖人力审核的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过去一年间，阿里治理平台最大的变化是，去年主要围绕商品，而今年主要围绕个人信息识别来进行判断。”郑俊芳说。
换句话说，以往阿里是追着售假商品跑，阿里今年开始通过机器来对卖家进行画像，若卖家发生过售假情况，则从多个角度试图完全封杀售假卖家再次进场的可能性。这被阿里方面视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售假渠道分化
“我们通过暗访，得知很多淘宝卖家开始绕过淘宝，寻求第三方平台进行销售。”郑俊芳告诉记者。尽管最终交易是在淘宝——由于社交平台缺乏完善的交易保障机制，于是在淘宝平台上通过隐匿商品信息，不少商家成为逃过打假的漏网之鱼。
自2002年开始设立投诉邮箱以来，阿里花费了15年时间形成了目前的打假格局。但郑俊芳担心的是，由于监管再次滞后，使得在其他平台上形成新的监管“洼地”。去年下半年开始，郑俊芳发现淘宝售假卖家出现转移“阵地”的趋势。
例如，不少淘宝卖家商品描述中写上自己的“微信号”，目的是将销售环节转移到微信。此举在淘宝是零容忍的存在，因此，在平台和这类卖家之间，形成了“持续不断的攻防” 。通过加大对于优化算法的投入，阿里试图以图片识别来解决一大部分问题。
换言之，即便阿里平台假货减少，这些假货同样有可能流入到其他平台，甚至是非电商平台。郑俊芳称，就打假相关事宜，阿里目前和微信方面保有沟通。
产品侧的调整和迭代仍在继续。8月10日，阿里巴巴宣布自今年6月上线“知产快车道”计划后运营数据，阿里方面称，目前恶意投诉除外的96%知识产权投诉都能在24小时内得到处理，高于此前的3~4天。该计划是一项面向品牌权利人的基础设施。简单来说，所有品牌权利人都可以免费在阿里巴巴知产保护平台IPP上享受到知产投诉的快速处置。
简单来说，知产快车道寻求降低品牌权利人的维权成本。“目前我们仍在引入算法和产品技术人员。”郑俊芳称。尽管短期来看无法解决假货问题，但技术手段被视为在短期内提升打假效率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