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舜
23岁的求职大学生李文星惨死于传销噩梦，这固然是一个极端个案，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责任比例有大小，但从网络招聘平台Boss直聘到传销组织，再到当地的社会生态，全都难辞其咎。
我看到一个多面的粗鄙时代。
首先是一个粗鄙的招聘平台。事件被曝光后，网络上流传一份前Boss直聘市场公关经理给李文星母亲的一封信，详述其商业模式，并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Boss直聘虽然不直接卖简历，但仍然可以通过“炸弹”等一系列付费工具完成排名加权、高亮等广告形式。
然而，这个叫朱利安的Boss直聘前员工在公开信的末尾说，“世间如果有一种极恶，那就是服从。或许文星不知道，人的前途是不该被’服从’的。但我知道：当我们不再为他人而战的时候，就是我们失去人性的时候。”这种说法流露出了一些归咎于死者的意思。初入社会的李文星固然有“很傻很天真”的一面，但这种指责还轮不到Boss直聘相关人员来说。我不知道他发布这封公开信是否得到过Boss直聘的授权，作为一个前员工，如果没有获得前单位的授权，第一时间跳出来为前单位背书，我认为既不合时宜，也不职业——这是粗鄙的又一面。
Boss直聘创始人、CEO赵鹏也曾公开表示“教训很惨痛”，“回顾李文星事件，我们意识到自2015年初以来，平台执行的“只发一个职位，资料合规，可以先发；不触发举报，可以招聘”这一机制，存在很大的问题。不能及时更新这个策略，是我们的问题。”
能认识到错误是好的，赵鹏也说了整改措施，“我们会采取如身份证、人脸识别等更为准确的审核认证措施”，但很遗憾，似乎并无更多的责任担当，仅是“对于李文星的去世，我们非常的沉痛和遗憾。非常感谢媒体和用户的监督，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做得更好”。这算是诚恳的认错吗？什么叫“做得更好”，难道现在算得上“好”吗？在粗鄙时代，连企业的认错都如此粗鄙。李文星之死与魏则西之死相类似，都是因为网络平台的奇葩排序导致了当事人受骗上当。回顾魏则西事件，当时百度方面回应“欢迎调查组进驻并将全力配合”，事件也触发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联合调查。
传销问题根源在于传销发生地的社会生态恶化。但这无法勾销招聘平台不尽职审核的责任。说Boss直聘负有一部分连带责任，并不是说Boss直聘没有责任，从而可以就坡下驴了。粗鄙时代的噩梦还在于，在一些传销问题发生地，传销不仅明目张胆，声名远播，而且有关部门对此的打击似乎并不给力。
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16年的报道，某传销人员醒悟后，跑到燕郊的派出所报案，民警让他回汇款地想办法；当他回到呼和浩特，当地派出所让他凑够30个举报人再来。好不容易凑齐了30封举报信，当班民警一拍桌子，眼睛一瞪，告诉他：“我们只管这片儿的！你的这30个人必须都是我们区的。”
多么荒诞的一幕。如果不是媒体报道，人们很难想象有的基层执法者，对于反传销工作竟是这样的消极态度，这就难怪有些地方的传销活动在群众在指指点点中仍然愈演愈烈了。
这几天也有媒体人讲述自己2006年独闯天津传销窝点解救妹妹的真实故事，其中的细节反人深省。“到了当地，我直接到派出所报案，两个值班的警察见怪不怪，腿翘在桌子上爱答不理：都是公用电话，你说怎么查？我甩出记者证，半恳求半威胁让他们帮忙。其中一个警察终于坐起身，拿起桌上的大盖帽说，走，我带着你串串。”来到一片海边的平房，到处贴着出租房屋的广告，警察一看就熟门熟路，对每个院子租住什么人很清楚。里面没有他的妹妹。“我问他，明知道是传销为什么不查？那个警察说，查什么，这些本地人就靠租房子为生，怎么查？告诉你个窍门，别给她打一分钱，人家不会白养着她，过一段就放她回去了。在汉沽的小旅馆住了一夜，我只好返回北京了。过了十来天，表舅打电话说，还真灵，表妹已经自己回家了。”
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透露出了这个时代的AB面，一面粗鄙，一面精致，这看似矛盾的两面，复杂又现实地交织在一起，令人啼笑皆非。有的执法者对情况不是不了解，只是缺少一个充分的治理理由。东莞扫黄都能成功，为什么传销屡打不止呢？听说天津又在发起新一轮打击传销的行动，天津静海区5月捣毁传销窝点125处，尽管前几年也曾先后发起过类似的行动，我们还是希望这次的打击行动能够硕果累累，早点洗掉沾在静海身上的传销污点，彻底终结那粗鄙时代的致命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