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夏时报
■董洁林
人工智能的各种进展每天都在刷屏。有人认为，戏剧化的技术革命即将到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将极大地改变，生活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其实从技术上来说，“人工智能”只是发展了几十年的信息技术的一种延续，更“巧妙”的算法、更快的计算，加上大数据给程序所带来的自我学习和矫正机会而已。
过去几十年，美国等信息技术先发国家的数据显示，信息技术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显著提升人均GDP，而是留下了一个生产率增长但收入不长的所谓“生产率悖论”。欧美等国已经进入一个人均GDP净增长很小的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在1987年就曾预言：计算机虽然到处可见，但这不会显著提升总体生产效率。《大停滞》一书的作者考恩，研究了刨去通货膨胀后的“中位收入数”，也发现美国自1973年以来普通人收入停滞不前。
如果信息技术在过去若干年并未显著提升人均GDP和“中位工资数”，那么指望人工智能未来会显著提升生活水平，显然是不靠谱的预测。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比特世界的技术创新，未能有效转化为人均GDP的增长呢？
原因之一：“自动化陷阱”
信息技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从而启动了比特世界生机勃勃的创新，产生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技术软硬件产业和服务业，这是一种经济净增长。然而，信息业的核心作用之一是改造原子世界的生产和服务流程，第一波就是“自动化”。而自动化对于人均GDP来说，可能是个坑。
以制造业来说，自动化就是让机器都由计算机控制，从而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精准，因此操作机器的人也越来越少。机器人的发展会让工业自动化的程度进一步提升。从一个工厂来说，这个过程是在显著提升生产效率的。如果从工厂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被推向社会之后，能够很快转向其他工资相当或更高的行业，那么人均GDP就会持续上升。
事实上，自动化技术让美国制造业释放出来的较高工资的劳动力，都被较低工资的服务业吸收了。这样，中位工资和人均GDP是难以增长的。当然，还有来自全球低工资地区对制造业工作的竞争，更是让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上升受到局限。因此，自动化能创造小部分高工资工作，而大部分人则可能更差，贫富悬殊也更大。
原因之二：“零和游戏”现象
在新信息和电子技术基础上推出的新产品，往往是用更好更新的产品取代一些旧产品，甚至以一个更好的产品取代多个旧产品。以智能手机为例，现在的一部手机，包含了原来的功能手机、PC、照相机、录音机、音乐播放机、计算器、文字扫描机等一系列硬件产品，以及大量的软件产品。当智能手机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大卖的时候，那些不久前还门庭若市的电子产品，正在悄悄地退出历史舞台。这对整体经济增量效果不大，甚至可能出现市场净减小效果。
服务业的“零和游戏”现象更为明显。互联网出现以后，对传统服务业形成了一种颠覆之势。一些高工资中介行业大幅萎缩——例如股票经纪人被电子交易取代，传统信息服务业，如报纸、电视等，也被网络新闻和网络电视逐渐挤出。最近10来年，传统零售业也受到电子商务的巨大冲击。
中国最大的电商公司迅速崛起，创造了很多与电商有关的工作，但它也让大量的实体商店关门歇业。由于电商提升了零售业的整体效率，因此，在零售额相同的情况下，它所需要的员工数，远小于传统零售业。在农业和工业的就业人数都在不断萎缩的时代，这些服务业释放出来的人工又转向哪里呢？他们能得到更高的工资吗？
另外，由于各国现行体制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完全跟不上信息技术快速的脚步，因此最近这些年财富分配的“零和效应”更为明显，也就是说贫富悬殊更为严重。以零售业为例，传统零售业是大量小店主的分散式结构，财富没有那么集中，行业中位收入靠近小业主的收入。
现在的电商体系结构，商业集中度很高、分工更细，因此财富集中在像马云这样很少量的企业家手里，而行业里增量最大的工作是“快递哥”。可以想象，电商行业的中位收入基本上就是“快递哥”的工资。快递哥的工资怎么比得上小业主？
原因之三：
产消合一现象（Prosumer）
所谓产消合一（Prosumer），即“生产者（Producer）和消费者（Consumer）”身份合二为一者。他们自产自销或彼此交换，这种行为有价值、但不产生有记录的GDP。农耕社会以及更古老的采猎社会，这样“产”“消”合一的情况很普遍，“以物易物”贸易也有悠久的历史。但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精细的社会分工、繁重的日常工作，以及越来越便宜的产品，让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两个角色有了比较明确的界限，于是“产”“消”两旺，GDP也就唰唰往上升了。
但现在社会似乎有回归自产自销和交换贸易的趋势。产生这种回归有多种原因，一是很多人的上班时间缩短而闲暇时间增加，加上工具和原材料很便宜，于是自己就把家里很多修修补补的事情给做了，有些人甚至自己翻修和加盖房子，这对个人和家庭的价值很大，但并不产生正式可统计的“GDP”。
很多人在互联网和手机上花很多时间，免费发一些新闻写一些评论，分享一些个人知识和作品。这些行为让一些互联网平台崛起，如WIKIPEDIA、、微信等。还有很多愿意无偿分享自己“认知盈余”的人，他们是一些公司和产品的发烧友，自带干粮成为自己喜欢的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义务”测试者和宣传者，这对公司有价值，但不用支付任何报酬，自然也就没有GDP了。小米公司就有几十万这样的“义军”免费而无经济痕迹的为他们奉献。
原因之四：人类时间有限
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人类的确创造了很多崭新的、可以创造GDP的比特产品，如电子游戏等。但在创新蓬勃的比特世界，我们也看见了一个坚硬的天花板：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一天只有24小时。
虽然工作赚钱的时间逐渐缩短，但最近几十年信息量和使用方式的增长实在太快了，已经让它的使用者目不暇接，时间严重碎片化。网上各种免费的娱乐铺天盖地，一些有闲、有能力、有热心的人还要忙着去为各种平台和公司做“义工”，因此人们购买更多的比特产品的需求也受到挤压，时间和注意力稀缺都是信息产品购买和消费的瓶颈。
另外，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的自然人口规模增长很小，甚至在收缩，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的人口增长基本上来自移民。人口规模就是消费者规模，在发达国家也已经基本饱和了。这与工业革命时期总人口规模迅速增长、也即总消费规模迅速增长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原因之五：
原子世界缺乏重大创新
十八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发展的秘密是重大技术创新很多，而一项重大创新往往会催生一系列的微创新，然后形成一个崭新的行业，大量雇用员工。让那些从效率不断提升的农业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得到工资更高的工作。
目前的状况可以总结为，微创新活跃而重大创新减弱、比特世界创新活跃而“原子世界”创新减弱。所谓“原子世界”就是物质世界，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关于这个现象，我本人及一些其他学者都进行过定量研究。如果仅是比特世界的创新而原子世界创新乏力，可能让人们更清闲，却很难更富有。
还有，经济要发展，重大创新和微创新都是必要的。重大创新不仅可以创造一个产品，还可能创造一批新物种和一个新行业，而微创新可以让产品更为个性化、更好用，也更便宜，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然而，缺乏重大科技创新引领的社会，微创新所带来的价值终究会越来越小。例如，给产品增加花色算微创新，一种产品只有一种颜色是乏味的，因此增加几个花色也许会扩大顾客群体。但每一款产品都弄几十个、几百个花色，这样的“创新”经济意义很小。
最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后发国家，其增长动力主要是消化西方工业革命几百年所积累的创新成就。但发展中国家的微创新虽然活跃，重大技术创新成就却仍然很少。这个消化过程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以进一步提升世界经济大饼，但终将会完结。
也许未来的很长时间，人类将达到这样一种“新常态”，世界各国无论投入多少人力物力都不会在短期内产生太多重大科技创新，更不用说掀起一场新科技革命了，以GDP为测量的财富，也难以进一步增加。目前这场“人工智能”泡沫，更像是两百多年来这一大波工业革命的收尾，而不是一场新革命的开始。
如果闲下来的广大吃瓜群众，能够甘之如饴享受悠闲慢时光，那么没有“革命”难道不是最好的状况吗？
（作者为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