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分裂是真的“分裂”了吗？在体内同时共存

来源：利维坦公众号

利维坦按：还记得电影《分裂》（2016）里那个叫凯文（James McAvoy 饰）的多重人格患者吗（23种人格）？试想，一般人意识到自我是一个“我”，而对解离性人格障碍患者则意味着“我们”，这么多“自我”该如何相处？

解离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每一个人格都是稳定、发展完整、拥有个别思考模式和记忆的。分裂出的人格包罗万象，可以有不同的性别、年龄、种族，甚至物种。他们轮流出现控制患者的行为，此时原本的人格对于这段时间是有意识也有记忆的。分裂出的人格之间知道彼此的存在，称为“并存意识”（co-consciousness），如果并存意识较好的，他们甚至可以内部沟通，或进行内部会议；也有一些情况，人格之间并没有察觉彼此的存在，这会导致严重的“遗失时间”现象——比如文中出现的那种不记得自己已经结婚的患者。

文/Emma Young

译/大药

校对/安德烈

原文/mosaicscience.com/story/my-many-selves-multiple-personalities-dissociative-identity-disorder

本文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由大药在利维坦发布

在40岁之前，莫兰尼·古德温（Melanie Goodwin）对自己16岁以前的生活没有任何记忆。接着，一场家中的悲剧在她身上触发了毁灭性的精神病变。瞬间，她意识到存在于她体内的其他的个体，将她们分隔开的壁垒开始崩塌。这些不同的个体身份都属于她，但是，莫兰尼察觉到，这些个体分别是从3岁到16岁，和从16岁直到成年的不同“自己”。

这些人格的年龄不是随机的。在不同的声音交织混合而成的同一个显意识中，她记起了自己在童年被虐待的经历，第一次发生在她3岁时，最后一次在她16岁的时候。“我没有证据，”她强调，“我只能经受着我以为发生过的事情，和我的现状。”

莫兰尼的症状以前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现在广泛使用的名称则是解离性人格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名字的更替反映了人们对这种疾病认识的更新：它不仅仅改变患者的人格。记忆、行为方式、态度和心理年龄都会随人格切换。

“我们”——她通常把她自己称为“我们”——“有不少成年人的成分。成长应该是没有断层的……但是我们没有自然地长大，我们使用更新的形式自我的形式成长的……最后，这里有9个不同的成年身份，每个身份都管控着不再受虐的成年生活中的不同阶段。”

她把和解离性人格一起生活的日子比作“在地狱中”。我们正常人习以为常的那种“我即自我”的状态她的生活中瓦解了。对莫兰尼来说，多重身份的突然斗争足以让她失去理智。她怎么可能找到办法让这些身份安定下来呢？

“在绝境中，你得靠消散自我的方式来活命。创伤会让你觉得时间停滞。”

位于英国诺维治的博特盖人格解离与创伤中心（Pottergate Centre for Dissociation and Trauma）的一间安静的咨询室中，莫兰尼坐在沙发上，讲着自己的故事。这家中心的负责人是莱米·阿奎龙（Remy Aquarone），这位精神分析治疗师曾经掌管着国际人格创伤与解离学会（the Study Trauma and Dissociation）。

在3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阿奎龙已经面对过数百个有人格解离病症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他说，病人从5岁前就开始经受着虐待。

按照理论，在处理创伤经历的尝试中，孩子开始“解离”——他的自我被分成几部分。其中一部分用来承担受到的虐待、担惊受怕的情感和身体上的伤痛，另一部分则伴随着他继续生活。或者，一部分被用来承受虐待，另一部分帮她拖着身子回到卧室，当第二天早上，她下楼吃早餐的时候，又是一个不同的人格主导着他的行为了。如果虐待持续了多年，过程中有受虐的场景和施虐者产生变化的情况出现，会促使其剥落更多不同的自我碎片。

人格解离使得孩子能够继续生存。事实上，“这是种终极的适应系统。它利用你潜意识的认知，通过改变你行为、想法的方式以保全自身，”阿奎龙说。

莫兰尼这么描述这件事：“在绝境中，你得靠消散自我的方式来活命。创伤会让你觉得时间停滞。这种可怕的经历持续了多年，所以这种‘停滞’处处都有。”

不是每个经历童年虐待（或者任何形式的长期创伤）的人都会有人格解离的症状。根据他的研究，阿奎龙说，“人格解离”的形成还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缺乏和一个成年人正常、健康的依恋关系。

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看，“依恋”有特殊的含义：它指的是在一个婴幼儿和看护、养育他/她的人之间形成的联结，这种联结既是感情上的，又是在实际生活中的；“依恋”有助于婴幼儿学习并管理他/她的反应。当由于丧亲、遭受父母的忽略或者虐待时，这种联结便无法形成，一个受到精神创伤的孩子只能依靠自己来面对情况。

作为DID患者群体中的一员，莫兰尼反思道：“在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个可以护着你、帮你学会处理自己问题的家长的存在。”

拥有这种稳定关系的婴幼儿在未来的生活中会过的更好，温迪·琼森（Wendy Johnson）说。她是一位在爱丁堡大学工作的心理学教授。“首先，他们对待他人的方式更成功；和人的关系更为融洽。他们挣钱更多，更受人尊敬、认可，更少地被绞入争斗中。他们的生活轨迹也更平缓，也就是说，生活对他们而言更加舒适。”

这不是说我们的性格在婴幼儿时期就已经定型。一种相对稳定的环境，包括更稳定的关系和事业，能够帮助我们维持更加稳定的人格。“我觉得，趋于稳定的生活环境有助于我们在人前展现这种人格上的一致性，”琼森说。但是这些来自外界的影响变化了，我们也会随之改变。

养育孩子，失业——这些重大的人生转折都会触发我们自己意想不到的新行为，对人的性格特质也会有所改变，例如对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和外向性（extraversion）的影响。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处在早期成年阶段的年轻人会频繁地向自我发问，琼森补充道，因为，在这个阶段，很多事情，包括家庭、周围环境、朋友，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

没有“依恋”和稳定的环境，对自我的统一认识就很难形成，解离下的自我会让一个人的性格看起来相当的摇摆不定。莫兰尼有一部分患有厌食症的自我，还有一部分无法忍受迫近的人格边界而两次试图自杀。当她遇到勾起旧时的创伤的回忆的事物，例如某种气味或者某个男人走路的方式，这些东西很容易就会吓坏她3岁的部分；这时她会害怕地一动不动或者干脆躲起来。另一方面，16岁的她又喜欢卖弄风情。

“谁”在她脑海中占据了主动，她的行为就会因此变化，这合情合理。她并不是像3岁时的莫兰尼那样行动，她甚至一点儿也不记得自己3岁时是什么样子。她就“是”那个3岁的小孩——直到另外一个人格取代她的位置。

“我知道我结婚了。但是我没有全身心地在‘经历’婚姻，更像是我在看着、观察着这一切发生。”

由于在一种人格下经历的记忆不总和其他人格共享，因此有些患有DID的人会“失去”生命中的几段时光——他们觉得自己在时间中向前跳，一次能跳过几天甚至几周时间。“（婚后）有些人出去，和别人发生了关系。好吧，其实算不上什么婚外情，因为这些人压根儿就没有关于自己结婚的记忆，”莫兰尼观察到。

对她来说，上述的影响让人无法分清生活中事件发生的次序。“在婴儿时代，你被生出来，然后就有了一个贯穿你人生的时间表。如果，你的自我破碎了，这个时间表也不存在了。”

被压迫的正常情感反应使她的记忆更加模糊。她和阿奎龙都提到，正常的情感反应对于面对创伤来说至关重要。但是，这种情感的缺乏在虐待停止之后依然继续着：它变成了莫兰尼大脑运作的方式。“我知道我结婚了，”她举了个例子，“但是我没有全身心地在‘经历’婚姻，更像是我在看着、观察着这一切发生。”

患有解离性人格障碍的患者总表示自己只有肤浅的情感，阿奎龙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如此，因为那个真正的自我，重中之重，被藏起来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我们有着真正自我中蕴含着的感情强化后的记忆。它让我们觉得，我们的自我是连贯的。“打个比方，我可以回想起自己青春期时的举止，”他说，“但同时又有能把控自己“完整”的形象……而解离后，人格的运作方式是……他们不能回忆起自己过去的房子。”不论和家人还是老友在一起，与这些在过去有许多共同经历的人（交流）可以增强这种多年来自我维持不变的感觉。但是这种对过去的人的依赖也有问题，因为，注定地，老朋友们会搬走；人总有一死。

宗教信仰在心理上的益处之一在于，理论上来说，和神的关系，以及与其有关的记忆，能从童年延伸至死亡，并且无论你在地球上任何什么地方，它都伴随着你。像阿奎龙所言，“你不能带走它——它超越了物理的所在。”

也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让“自我”在过去重现。心理学家们曾认为，怀旧感——这种利用记忆，多愁善感地回溯美好时光的行为——是消极并有害的。但是，现在有研究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实际上，怀旧感能够培养自我的连续感，并且增强人对这个世界的归属感。

这种始终如一且连贯的自我感知可以帮人掌控自己的生活，尤其是社会生活。但是如果它能随着经验强化和弱化，或在DID的情况下完全消失，这种自我感知能够反映真实的你么？

“我们在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与前几个世纪中哲学家、神经心理学家们的想法恰恰相反。”

“在《油腻》（Grease）中，姗蒂（Sandy）从她开始的乖宝宝形象转变成后来一身皮衣，行为浪荡的坏妞形象。当然这个吸着烟、跳着舞的人是姗蒂。但是同时确凿无疑的是，这是她为了赢得同学们好感所设计好的表演，并不是“真正的”姗蒂。”

妮娜·斯卓明哲（Nina Strohminger）和她在耶鲁大学的同事们在一篇论文中着重描述了姗蒂的现象，以探讨“真正自我”的概念，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DID患者，而是与所有的人都有关。

斯卓明哲提出另外一个例子，一个信奉宗教、相当虔诚的人却有同性恋倾向。“他的信仰禁止他做出同性恋的行为……他每天都在与这种倾向搏斗，”她解释道，“他哪部分才是真实的？是那个努力遏制同性恋冲动的部分呢，还是那个有同性恋冲动的部分呢？”

她发现，结果与回答问题的人有直接的关系。“你问自由主义者，他们会说，‘啊，当然有着同性恋冲动的那部分是他真实的自我。’最终，问题的核心还是人的价值观。如果你觉得，同性恋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就不会觉得这些内心深处的冲动有什么错了。”

斯卓明哲没有见过哪个研究问过经历内心冲突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但从在研究中，我自己观察到的方方面面来看，可能的结果会是……你投射在别人身上的价值观，也同样约束着你的行为。”

“我是个心理学家，不是形而上学家，”她补充道，“如果你想得到什么形而上的结论，你得清楚，正常情况下，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自己和他人的身份，这些想法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上的。”换句话说，这些都不是绝对的。

但是，斯卓明哲发现，在人标志性的行为模式中，还是有个业内始终认为对决定一个个体是谁至关重要的方面。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人的记忆，无论这个人是外向还是内向，是和风顺水还是一点就着。

她先进行了思维实验。在一个实验中，她要求志愿者想象其他人以多种方式发生变化。最终，是人身上道德品质——这些相对的因素包括他们是否诚实、忠诚或者别的——让志愿者们觉得，对他们来说，最能标志着一个人的转变。

接下来，斯卓明哲转向家庭成员罹患失智症（dementia，又称为痴呆症）的家庭，失智症不仅导致记忆的丧失，也会改变患者的人格和道德观念（有些时候是消极的改变，例如有些患者会有虚言癖的症状，有时候则是积极的，例如患者变得更温顺和善）。亲属们汇报，当他们爱的家人丧失了记忆，他们还不会觉得家人变成了“不同的人”，这种转变往往发生在道德观念产生变化的时候。

“传统意义上讲，对人类身份的学术讨论中，道德并没有得到多大重视。相比之下，记忆和突出的特征，例如性格，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斯卓明哲指出。“我们在实验中的发现和前几个世纪哲学家、神经心理学家们的想法恰恰相反。”

莫兰尼说，她的几个人格的确好像有不同的道德观。但是，她将其归咎于每个人个迥异的人生经历，还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某种态度占上了风之后产生的锚定效应[译者注：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数值作为起始值，起始值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在做决策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给予最初获得的信息过多的重视]。

的确，人的道德观会随时间产生变化，温迪·琼森强调道。“我非常相信，存在着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最终成功改变的人，”她说。

所以，决定我们身份的核心要素——起码对于他人而言——是会改变的。这意味着，多数人拥有的这种坚实固定的自我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虚幻的，这种幻想让我们避免了多重人格带来的精神焦虑。而且，就莫兰尼和其他DID患者的经历来看，这种幻觉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不是一个人，但是我们都同意彼此和谐地共同生活。”

莫兰尼的多重人格完全浮现的四年后，在她做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她发现了乔安·弗朗西斯·凯西（Joan Frances Casey）名为《群鸟》（The Flock）的著作。她意识到，自己和作者凯西一样都有DID。

她向结婚20年的丈夫提出了这个想法。“他说，‘你知道么，其实这还挺合理的，’因为，他有天对我说，‘你要喝咖啡吗？’我说，‘成，来一杯吧。’接着第二天，‘你要喝咖啡吗？’我会说，‘你知道的，我不喝咖啡，我对咖啡过敏！’16岁的那个“我”不能喝咖啡，但是我很喜欢咖啡。他曾经说，他根本不知道回家的时候会碰见谁。我（当时）还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结婚那么长时间的丈夫都没发现她有不同的人格，难道不是很惊人吗？“（现在）他觉得，他居然从来没提过这件事还真是挺疯狂的……但是他爱我。我是个好母亲，起码把孩子照顾得很好……我很擅长于模仿别人的行为。”和其他有着DID的人不同，莫兰尼真切地感觉到，她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要人格，这个人格的年纪和她的身体相符。所以，难道这样就可以说，“真正的”莫兰尼不是那个容易害怕的3岁小孩、那个总在调情的16岁姑娘，也不是那个64岁，坐在雷米·阿奎龙咨询室的沙发上绘声绘色地讲着自己与众不同的存在感的老太太吗？

良好的治疗可以造成巨大的改变。第一步就是要正确地诊断疾患，但是，医师很容易将DID误判成其他病症。听见不同人格声音的人有可能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在忧郁人格和兴奋人格间切换的人有可能被诊断成躁郁症患者；有着担惊受怕的三岁人格，因为害怕躲在医院里的人容易被认为是精神失常；（由于人格切换）情绪波动巨大的人有可能被诊断有边缘型人格障碍。

并且，至少在英国，DID的诊断还存在争议。在世界通用的精神病手册上，DID位列其中[两个手册分别是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和世界卫生组织编篡的《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但是在实践中，阿奎龙表示，仍然有精神病医师不愿意接受这种疾病的存在。据信，全世界有大概1%的人口罹患DID（和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相同），但是有怀疑的声音称，可能是病人表演出了不同的人格，DID的本质是就是妄想。

大脑成像技术支持了DID并非表演的观点，而且，也有其他的研究驳斥了上述的理论。例如，在2016年，伦敦国王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对65个经诊断患有DID的女性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有DID的女性不一定比正常人更易妄想、轻信或者产生错误的记忆。研究者们称，这个结果挑战了“妄想论”的核心假设。

莫兰尼现在在一个名为“复数第一人称”的解离性人格紊乱组织内担任指导员。她经常与心理学家、神经学家、普通科医生和医护人员交流，普及DID的现状。她和阿奎龙最近正在组织一场活动，这将是第一场为经历创伤性人格解离的患者提供服务的活动，将来自国民保健署和社会各界报名参加的护工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要真正地帮助一个人格解离的病人，一个有效的疗程要花去一位专家数月的时间，并且，通常情况下，有效的疗程不是公共服务（免费医疗）的一部分。

这种治疗改变了莫兰尼的世界，她说。当人格间的壁垒崩塌的时候，她完全无法自控。当她和一位治疗师建立起强力的联系后，治疗师才得以帮助不同的人格互相交流、尊重，使她内部的“战争”逐渐平息。

在她的多重人刚开始显现的10年中，莫兰尼发现自己除了日常生活行为以外，什么都做不了。接着，当她学会了聆听其他人格，听到他们要讲的故事后，“我们学会了分享共同的生活”。

当她觉得，自己能够开始和丈夫出去幽会的时候，她体内的孩子人格会开始收集她需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在帮忙拾掇。所以我们得为3岁的那个带上像泰迪熊、被垫一类的东西，最后我可能得收拾出三四个包，因为每个人都要带着自己的玩意儿。”

但是，即便她们达到了目的，但是莫兰尼仍然没有找到合适那一刻的衣服，她仍不能出门。因为，那一刻，她的意识是被8岁的人格占据的，或者是16岁的那个，如果不按照她的年纪穿衣着装，她们是不肯出门的。

有个阶段，她曾经允许16岁的人格来“打扮身体”，如她所说，然后去图书馆上班：“我们会骑自行车去，因为16岁的那个不会开车。”她们达成了共识：白天上班的时候要由成年人来主导，晚上下班，她就把控制权让给年轻的人格。“她们有机会做那些白天没捞着做的事——小点儿的吃聪明豆、看天线宝宝，稍微大点的做做手工、玩泰迪熊或者拼拼图。

“渐渐地，我们都开始明白作为整体我们在经历什么了，”她补充道。在一些危险的情形下，例如一个人走进图书馆的方式引起了可怕的回忆，“我会给那些小点儿的说，‘我会让你安全的……图书馆是个安全地方。让我冷静下来，看清楚我们是否真的处在危险中；而且我保证，如果我们真的面临危险，我会解决的。’”

现在，那些人格依然在她体内，但是她们同时共存。“我们不属于一体，但是我们容易和谐地共同生活，”莫兰尼说。“这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挺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