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线信贷联盟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丽莎· 麦格里维。提及中国的现金贷业务时，丽莎表示，政府对消费者的保护是理所应当的，而政府的另一个责任是让每个人得到信贷支持，并被公平对待，如果一家公司以消费者为本位，专注于消费者获得最佳体验，这就是一个与用户双赢的局面，政府也会从中受益，三者的利益应该是一体的。
而至于催收环节，丽莎认为，当一家公司遇到有人不还款的现象，还是要照顾到这个用户的利益，“打人、无限度地电话骚扰和寄信都是没有用的，更别提恐吓了，恐吓就直接把用户吓跑了，他们的应激反应是趋利避害的。”所以即便有人不还款，丽莎觉得也要与他们合作，给他们一定时间，帮助他们找到还款途径。需要对不还款的人存有宽容之心，因为其中相当部分人还是有良好的还款意愿的，没必要去损害别人的尊严。当然也有一种情况，一部分人接受了公司给的缓期还款的优待，几周之后还是没能还上钱，生活中可能发生了别的变故，这时候公司的责任就是给予更多的宽限，或者免除一部分债务。
在这一点上，北京捷越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风控官王晓婷也对澎湃新闻表示，社会上存在的一个误区就是，逾期的资产等于坏资产，“其实正确的应该是说，逾期客户并不等于坏客户，他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变成好客户，逾期资产实际上不是坏资产，逾期资产等于生息资产，它是能带来收益的。行业里对于这个看法，因为我们一旦提起坏账，包括整个中国的监管比较严格，所以提起坏账大家毛骨悚然，其实不是这样的，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观点，所以导致这个行业里面很暴力。”
对于现金贷的高利率，丽莎不同意制定利率上限，而认为要尊重市场化竞争的结果，美国曾经有议案称，希望利率控制在36%以下，但是并没有被国会通过，因为这样会导致信贷“不民主化”。在美国，只有佛特蒙等12个州对利率上限有法律规定。
而今年4月10日，中国银监会下发《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第二十九条明确提到：做好“现金贷”业务活动的清理整顿工作。
在过去的9年中，丽莎· 麦格里维一直在美国信贷自律组织“在线信贷联盟（Online Lenders Alliance，OLA）”担任领导组织工作，后者是一个美国借贷、技术创新行业交流。丽莎曾经在美国白宫、财政部和国会工作过，也是著名游说家。
下文为澎湃新闻与丽莎· 麦格里维对话全文：
澎湃新闻：你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科技市场吗？
丽莎· 麦格里维：是的，因为人口众多。纵观全球，这些公司起步于点对点的交易，邻居们互相帮助，但是后来衍生多很多形式，我觉得中国有能力成为最大最成熟的市场。并且中国有这么多青年才俊为消费金融注入活力。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有趣发现是，中国会主动筛选欧美一些新的实践，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一点还是很让人兴奋的。
虽然我们都在说金融科技（fintech），但是很少有人懂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认为这就是破坏、颠覆，但是其他很多行业已经在被颠覆了。金融一向都是高度监管的行业，它的模式已经固定很久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技术打破现有的秩序，而我们用户从中受益。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中国的市场空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银行做得不够，你同意吗？
丽莎· 麦格里维：全世界的银行都是这样。监管者对于银行的指标只有一条，就是降低风险，因为他们不希望银行倒闭破产。所以现在出现一批非银行企业，他们愿意承担“聪明的风险”，用大数据和分析发展新产品。所以监管者一定程度上应该吸取教训，他们希望世界保持不变，但有点讽刺的一幕出现了：不论是美国、英国、南非还是中国的消费者，都需要金融服务，都需要现金，然而银行不可能给每个人信用卡。
在信用卡方面曾经有过争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使用，所以银行认为这些人是不负责的负债人，就对他们关上了大门。在美国获取信用卡如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简单，但这样的话，信贷需求如何满足？因此产生了这样一批公司，说，我可以让你们贷到款，并且他们的模式较当年银行发放信用卡更加稳健，他们钻研每个人的数据，认为你信用不错、风险可控，就会发放贷款给你。
银行是怎么做的呢？银行把人群分门别类，谁的履历更接近于某种人群，谁就可以得到贷款，这样导致很多也能还款的人群被遗漏在银行视野之外。在美国和在中国都有这样的现象，银行喜欢把贷款放给不需要贷款的人。
而金融科技公司用一些数据，查看到尽管你的信用状况不佳，但是你的手机话费、房租按时交，因此这家公司愿意承担银行不愿意承担的风险。我觉得这是一种信贷的民主化。
澎湃新闻：谈到现有监管，中国监管部门认为高风险、高费率的现金贷存在问题，并且在催收方面也存在不规范现象，你觉得对现金贷的现有监管是否合理？
丽莎· 麦格里维：政府对消费者的保护是理所应当的，而政府的另一个责任是让每个人得到信贷支持，并被公平对待。如果一家公司以消费者为本位，专注于消费者获得最佳体验，这就是一个与用户双赢的局面，政府也会从中受益，三者的利益应该是一体的。
至于你说的催收环节，的确是很棘手，当一家公司遇到有人不还款的现象，还是要照顾到这个用户的利益，有时候会反思，之前是不是不该放款给这个人。我觉得打人、无限度地电话骚扰和寄信都是没有用的，更别提恐吓了，恐吓就直接把用户吓跑了，他们的应激反应是趋利避害的。所以即便有人不还款，也要与他们合作，给他们一定时间，帮助他们找到还款途径。需要对不还款的人存有宽容之心，因为其中相当部分人还是有良好的还款意愿的，没必要去损害别人的尊严。当然也有一种情况，一部分人接受了公司给的缓期还款的优待，几周之后还是没能还上钱，生活中可能发生了别的变故，这时候公司的责任就是给予更多的宽限，或者免除一部分债务。
澎湃新闻：一些中国公司在发生逾期后收取高额费率，这样合理吗？
丽莎· 麦格里维：这样的话抬高了还款门槛，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对债务人产生了威胁，政府只能站在债务人一边，最终就没有公司敢做这一项业务了。
澎湃新闻：在中国，年化利率超过36%的民间借贷是非法的，那短期现金贷的利率肯定是超过这个限制的，你觉得是官方定得太低，还是现有现金贷利率过高？
丽莎· 麦格里维：现金贷利率过高，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监管者控制了利率，那么就限制了可获取贷款的人数。也许有些人因为低利率而很开心，但是事实上是双刃剑。
澎湃新闻：美国监管层是怎么看待的？也会限制利率吗？
丽莎· 麦格里维：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美国的态度是既反对，又不反对。在联邦政府层面，是没有规定贷款利率最高上限的。曾经有议案称，希望利率控制在36%以下，但是并没有被通过。因为国会知道，如果控制利率，那么很多人无法得到信贷。国会觉得他们来决定某人得到贷款，某人得不到贷款，这是不合理的，市场上的借贷需求就得不到平衡了。
澎湃新闻：而在各州的层面呢？
丽莎· 麦格里维：有些州是禁止高利率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州都是非常小的，人们在这些州得不到信贷的满足，往往有一个特性就是信用历史不佳，然后对他们来说得到贷款更难，这就变成了一个复合性的难题，恶性循环。所以美联储也有研究验证了这一点，如果限制利率，会有一些后果产生。
澎湃新闻：具体而言是哪些州呢？
丽莎· 麦格里维：一共有12个州，比如像佛蒙特州这种特别小的州，也有像纽约州这样的大州。但是纽约州是个特例，人员流动性很强，经常跨越州境寻求贷款，那里的银行也想做好小微贷款，但是没做好。
澎湃新闻：为什么没做好呢？
丽莎· 麦格里维：虽然拥有海量数据，但是银行们发现做数据分析太花钱了。此外，美国是这样的，如果你透支了，那么银行会给你更多信贷额度，但是州政府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也有一个新的变数，那就是特朗普总统上台。
澎湃新闻：他的上台对美国金融科技有影响吗？
丽莎· 麦格里维：我觉得他的团队会以更加市场化的眼光对待这个行业，而不像以前8年那样强力控制。目前我们的监管规定都是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建立的，就像别的地方一样，一旦遇到危机，那么这个地方的政策都会过度反应，银行也收紧了信贷，2010年左右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之后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是不是还需要沿用这套制度，我觉得政府需要重新衡量和公司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金融科技公司。
澎湃新闻：所以特朗普的上台对金融科技公司是件好事吗？
丽莎· 麦格里维：我觉得是好事。可以在10年后重审这套制度，参照现有的实践。你也知道，监管始终是落后于市场的。
澎湃新闻：所以也不是特朗普当选的特例，如果其他人当选了也会重审这套制度的？
丽莎· 麦格里维：对。无论是谁上台，我觉得都会更加注重市场化的，这是一个重大改变。
澎湃新闻：由于太多风险事件，在中国很多人对P2P网贷持有怀疑，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常态吗？
丽莎· 麦格里维：在一开始都是这样的，新生事物发展太快，没有监管，这些公司把重心放在增长上，而不是客户身上，这些公司从不懂借贷生意、不知道究竟投资了什么项目的民众身上吸收了太多存款，而监管层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他们。我不知道如何评价中国的这种现象，只能说与别的国家不同。因为P2P借贷本来就是邻居之间的小额互相帮助，如果让邻居去做高风险投资，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因此只有富裕阶层才能投资P2P的。在中国，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曾经提及的“非理性繁荣”非常适用。在中国资金太多，没有地方可以投资，又没有立法保护，就产生了欺诈行为。但我觉得当前已经有所改善，很多公司开始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投资者们也不像之前那样只追逐高额利息了。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的监管结构也如同美国一样复杂，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都需要协调合作，在这种情形下，金融科技公司是不是在应对监管方面太疲劳了？
丽莎· 麦格里维：我们也是一样，美国有银行监控资金流（此处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很多金融科技企业的资金端是银行），还有证券方面监管，这是多方监管的结果。但是在美国做生意就是这样，你必须知道怎么样合规，怎样才是最佳实践。我们这个协会也是一直在跟政府、企业沟通，企业并不想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澎湃新闻：很多人推崇英国和新加坡的监管沙盒模式，你觉得中美这样的大国可以借鉴吗？
丽莎· 麦格里维：我们正在进行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目前还没有结果。美国曾经小规模试点过，但是并不成功。因为在美国，没有一个监管部门有足够的权力，让一个企业获得各方面的豁免，试验新的产品。在2010年之前，立法者们并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形。对于监管者来说，一个国家试验全新的监管机制，这也是一种能力。对于新加坡和英国的现有实践我还不是很了解，我觉得需要时间来验证。
澎湃新闻：美国监管还有一点特别的就是，想要给P2P企业颁发银行牌照，但是据我观察，企业都不是很主动想要申请，这是怎么回事？
丽莎· 麦格里维：因为对金融科技企业来说，银行有挤压创新的“黑历史”。另外，如果你不是银行，那么你不需要遵守吸收存款的各种规定，有更多创新可能。监管者认为要给金融科技发牌照，是为了方便对各个州做统一规定，这也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课题之一。
澎湃新闻：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正好相反，都希望能申请到金融牌照。
丽莎· 麦格里维：那是因为中国企业的确需要合法性背书。因为中国借贷市场存在欺诈现象，如果有牌照的话就意味着有监管。这也是与政府合作的一种方式，但有时候与政府沟通目前的市场形势还是很困难的，这就是我们OLA这个组织的用武之地。
澎湃新闻：你们目前有多少会员？
丽莎· 麦格里维：125到130家会员，有贷款公司，也有信用咨询公司，整个生态环境都在里面。
澎湃新闻：鉴于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正在专项整治期间，美国的P2P企业也在去年的LendingClub风波之后有所低迷，现在是个低谷吗？
丽莎· 麦格里维：
我不觉得，因为任何新生事物出现之后，都会有赢家和输家，这是市场化机制必然的选择。未来也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