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冰川思享库
正是依托网络社群，底层青年能够在虚拟空间的互动中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规则，并通过现实中与主流文化和父辈文化的对抗来得以巩固，并通过对抗的动员获得传播，从而一步步形成了独立于主流文化和父辈文化的具有抗争意识的亚文化。
对于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底层青年来说，互联网被称为“离不开” 的“第二伴侣”。
新生代农民工所使用的互联网媒介为QQ，而非承载各种公共讨论的论坛和网站，且使用方式也主要为娱乐和沟通。其中，网络游戏是他们娱乐和沟通的主要形式。
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的研究，来讨论网络游戏对底层青年的影响。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对C市一所民办职业技术学校A的日常管理、实习制度、课堂互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进行参与观察，来探讨学生内部可能形成的文化，以及形成这些文化的条件。参与观察从2013年3月开始，9月结束。
我参与到学校的日常工作中，与学校领导沟通学校的事务管理，在教师大会中旁听，并对各部门的领导进行访谈。同时进人课堂，观察课堂上学校与教师的互动。此外，我与学生们在学生宿舍同吃同住，并对个别学生进行家访，记录下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后，为了解A校学生的基本情况，通过班级抽样，发放了211份问卷。本文所使用的资料包括：A校的规章制度和部分文件、对领导和教师的访谈、对学生家长的访谈，以及参与到学校和学生活动中的田野笔记，211份问卷。
C市是中国职业技术学校较为集中的一座城市。A校建立于1999年，最早是一所以计算机职业教育为主的民办职业技术学校，2010年该校转为培养微电子技术人才。培养的学生大量进入C市的各大电子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线工人。
截至2013年，该校在校生为4000多人，分为三个年级。一、二年级在校学习基础知识，同时伴有短时间的实习，三年级整年实习。该校的学生由招生老师从贵州、四川等农民家庭招来，学生年龄在15一l8岁，父母长期在外打工。
不管从家庭的阶层地位，还是从未来他们自己的阶层地位来说，这些学生都属于底层青年。该校的校训是“一切为了学生就业”，以培养符合生产线要求的合格工人为主要目标。
日常除了一般的基础文化课，学校有专门的德育课，使用的材料以《职业道德与法律》为主。在学生管理方面，学校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制定了严厉的校园管理规章，对不符合规定的学生施以严厉的处罚。同时学校存在“特训”班，聘请部队里的军官对时常挑战老师的学生实行额外的军事管理。
A校学生“条件性亚文化” 形成过程
（一）A校学生亚文化的反抗性
即便如此严格管理，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老师，都对来自学生的挑战和反抗头疼不已。
我曾经分别在一年级和二年级各抽取一个班级旁听过这个班级所有的课程，发现老师上课的过程中，只有若干个学生在听，其他的学生在聊天，看视频，打游戏或睡觉。
当老师不满批评学生时，大多数学生会顶撞老师。研究者在学生保卫处观察时发现，每天都有学生因为打架被叫人保卫处训话。
打架在A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在A校学生进入工厂之后则有增无减。我作为带队老师和学生一起进入工厂后，在一个星期内便目睹了两起打架事件。A校的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反对老师、学校和工厂的文化。
（二）A校的合法化危机：主流文化的整合失败
为什么A校的学生如此抗拒他们的学校，而不能被学校很好地整合？
1．教学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不信任感的催生
A校学生谈起他们的校园生活，最多的形容词就是“无趣”。
他们对A校的课程内容毫无兴趣，觉得离他们的期望非常遥远。他们期待的是不同于普高教育的文化课，但是A校使用的教材仍然和普高一样，学生听不懂，也觉得与他们的未来毫无关系，对他们的现实生活毫无帮助。
虽然他们曾经对A校充满期待，但现实和他们的期待存在巨大距离。他们在失望中，逐渐形成了对A校的不信任感。学生对A校的不信任从招生老师的允诺失效开始。
学生表示，他们大多数人是通过招生老师的游说进入校园。但在进入A校后，现实与期望存在巨大落差。学校教授的知识和他们期待的内容相左，学校承诺的软硬件设施均未实现。面对落空的期望，学生对学校的不信任感油然而生，纷纷表明自己被学校“坑” 了。
2．军事化管理的反弹：厌恶感的形成
为了更好地将学生塑造成适合工厂生产的人格，A校实行了各种“准军事化”管理。
校长在访谈中不断强调在A校的日常教学中引人企业的管理理念，将企业管理模式运用于学生身上，并提倡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的有机结合，“企业来校布置教室、企业提供校服、企业提供奖学金，学生在校就像进了工厂一样”。
为了能将校园的秩序维持得像工厂般井然有序，校长和书记去许多工厂参观，引入了一套针对学生管理的准军事化训练。
首先公安局校园安保支队统一管理的学校保安队伍，在封闭式的校园内（周六、周日开放）进行365天每天24小时值守和巡逻校园。同时该校制定了26条规定纳入学生手册，内容包括对男女恋爱搂抱、对老师无礼、外出上网打电子游戏等多方面的惩罚规定。
在日常管理方面，班主任对所有学生的外表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此外，对那些时常挑战老师的学生增加额外的军训，即所谓的“特训”。
特训通常长达1个月，通过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来纠正学生的日常行为，为这些学生特训的是退役军人。这些军人在访谈中表示学校给予他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孩子变得驯服。
但是这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不仅没有磨去这些学生的棱角，反而遭到了学生的抗拒。严苛的军事化管理遭到了学生的巨大反弹。
3．德育教育的虚空：排斥感的加深
学校德育教育是主流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A校所使用的德育教材《职业道德与法律》中，遵纪守法和顺从权威是主要内容。
这本教材上篇主要讨论职业道德，内容包括如何遵行职业礼仪、塑造个人形象，如何形成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牺牲和奉献的人格；下篇是有关法律知识，内容包括如何遵从各种法律。
所有的内容都要求学生服从职业管理和职业权威。校长也多次提到“如何打造适应工厂需要的劳动力”是学校培养学生的准则。但学生都觉得德育课的内容空洞无物。
负责德育的老师曾经试图改变学生的语言习惯和行为习惯，让他们更加适合现代的工业生产。但学生对老师的努力非常漠然，并不认为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有任何问题。
相反地，他们认为老师随便为他们贴上“不道德”的标签，是对他们自尊心的最大伤害，这种对自尊的伤害使得他们将学校放置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4．实习制度的无意义：愤怒的升级
如果招生过程和校园管理（准军事化管理和德育）在学生们心中埋下了挑战学校合法性的种子，那么实习过程则真正造成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合法化危机。
国家规定的实习期是第三年，但许多学生在一年级的学习还没有结束，就被早早送人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车间，他们的实习经历让他们对学校彻底失望，甚至愤怒。
小陈在实习一段时间之后，格外焦虑： “我真怀疑这个实习是把我们赶来赚钱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学校能学到什么。学没多久就出来实习了；回学校没多久又实习。那个实习太没意思了，跟专业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怀疑我到底能学到什么？”
A校不管是教学、校园管理、道德教育还是实习制度都贯穿着主流文化对于底层青年的要求——现代的、服从权威的、驯服的底层劳动力。
不管是脱离需求的课程内容、打造顺从人格的军事化管理，或是试图将他们从底层文化中抽离出来的德育教育，以及让他们适应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实习制度，都努力将他们整合进分层的社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
但教学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催生了学生对学校的不信任感，军事化管理对学生个性的压制引起了他们的厌恶和反感，脱离他们生活的德育教育加深了他们的排斥感，充满剥削的工厂实习则升级了他们的愤怒。
他们在A校生活中所形成的负面情绪动摇了A校的合法性，同时也宣告了A校整合过程的失败。
（三）破碎的家庭关系：阶级文化的断裂
当A校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学生对A校充满不信任、厌恶、排斥和愤怒时，他们是否会转向家庭寻求支持？社会化的过程往往从家庭开始。
但对今天中国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分割的。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留下留守的孩子和老人。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使得农民工的家庭结构呈现碎片化。
通过班级抽样所发放的211份问卷显示，A校的学生中84.2％被调查的学生是农村户口，其中21％来自贵州，40％来自四川，39％来自重庆。在被调查的学生中仅有34.1％的学生从小和父亲同住，36.8％的学生从小和母亲同住。这也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
从小父母在外打工，长期缺乏亲子沟通。数据还显示，仅有2.4％被调查的学生表示父母对自己的学习是关心，5.3％被调查的学生表示父母对自己的交友关心，而1.0％被调查的学生表示父母对自己的就业关心。55％被调查的学生认为自己和家人的关系“很一般”。
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抽取了10个学生组成小组讨论亲子关系，这些学生表示他们极少和家长联系，即使和家长联系，也说不上几句话。他们说父母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是模糊的，更谈不上什么影响。他们很少征求父母的意见，也很少和他们谈自己在学校和工厂中的生活。
他们和父母打电话时大多时候只是要钱，除此之外很少沟通其他事。这是他们从小和父母形成的互动模式。这种淡漠的家庭关系从他们记事起就一直持续到今天。当他们日常遇到困难也不会向家庭寻求支持和帮助，若有情感诉求，大多转向自己同龄的朋友。
在这些流动而破碎的农民工家庭中，父辈文化的代际传递是受阻的。这些留守的青少年并没有从父母那里习得属于上一代的阶级文化。
主流文化的整合失败和阶级文化的断裂，将这些青年推向了他们的同辈群体，而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网络社群正是他们的同辈群体活动的重要空间。
（四）作为同辈群体互动空间的网络社群：亚文化的形成
主流文化的整合失败和阶级文化的代际传递受阻，将底层青少年推向了他们的同辈群体。
当学生对A校和家庭都缺乏归属感时，他们往往向同辈群体寻求支持和安慰。网络社群成为他们与同辈群体建立联系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他们与同辈之间巩固关系的重要空间。
相较非底层青年通过贴吧和论坛来寻找同辈群体，底层青年的网络社群往往依托网络游戏形成。只要下课，学生们（主要是男生）就会轮流打开电脑，在玩一种名为《英雄联盟》的网络游戏。晚自习后宿舍断电，一部分男生就会翻墙到网吧去玩。 这种网络游戏在他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许多学生说，网络游戏是他们建立友谊的一种重要途径。
小君所在的“山芋团”和燕子所在的“燕子窝”都是这种典型的小团体。小君的“山芋团” 是宿舍的4个同学，他刚进校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后来因为其他几个男生都在玩这款游戏，他不玩总觉得不合群，于是慢慢也玩上了，结果因为玩技高超，获得了小伙伴们的首肯。
通过网络游戏，同辈群体的边界建立。随着《英雄联盟》在学生群体中的不断普及，同辈群体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而群体内部的文化也通过同辈群体在游戏中的互动而慢慢形成。
以“山芋团” 为例
（一）亚文化的萌芽
小君谈到他的“山芋团” 时，总是提到《英雄联盟》让他和小伙伴们在游戏中进行了角色扮演和团队合作，不仅培养了自己的团队协作能力，还能建立对团体的认同感。小君认为角色扮演和团队合作在家庭和学校生活中是永远学习不到的。
小君说“山芋团”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而在一起玩游戏的过程中他慢慢了解了他的朋友们，例如狗子比较暴躁，容易着急，石头比较老实，容易被骗，但是很讲义气，阿明则很慷慨，也比较能照顾大家。
平常他们在游戏中配合得很好，小君总是出主意的那个，狗子打前锋，石头和阿明在后面，这种配合一直延续到现实生活中。
当小君在学校社团当音乐协会社长的时候，他就拉上了这几个兄弟帮忙。每当小君想办什么活动的时候，狗子就第一个帮他宣传和拉人，石头跟着帮忙布置，总是最早来和最晚走，而阿明总是慷概地请大家吃火锅。这种分工和配合一直延续到他们进入厂里实习。
（二）亚文化的确立
“山芋团”的成员们在社团里活跃，但在课上要么睡觉，要么打开电脑玩《英雄联盟》。只要老师在上课批评他们其中的一个，其他三个就会跳出来跟老师顶嘴。有一次石头被保卫处老师抓到翻墙去网吧，在训导处被骂，小君还冲到训导处去和老师顶撞。
当小君被问到为什么愿意为石头出头顶撞老师时，他说，“他们对我好，我就应该对他们好”。直接的付出和回报，就是“山芋团”最简单的运作规则，也是他们在网络游戏中的处事原则。这种处事原则为亚文化的确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三）亚文化的巩固
网络游戏中形成的兄弟义气，现实生活中往往通过各种消费和娱乐得到巩固。“山芋团” 时常一起在课上打游戏，或者翘课翻墙去网吧打游戏，不打游戏时一起吃饭和喝酒，关系格外“铁”。小君总为“山芋团” 的兄弟义气而感到很骄傲。
“我们谁要被欺负了，我们宿舍就替他出气。谁不爽我们，我们就一起教训他。”在网络游戏中形成的小群体，往往通过线上的活动进行巩固。即使他们进入工厂实习，小群体还是非常稳固。当“山芋团”的成员大部分进入工厂实习时，阿明格外想念大家。
（四）亚文化的传播
当“山芋团”进入工厂，和线长、助理相处得并不愉快，甚至还打起了群架。这场群架的起因是线长和小君对岗位的意见不合。小君不想换岗，线长骂了难听的话。那天下午，小君就通过“山芋团”在网络游戏群里约了自己的20个同学，在工厂大门外等待线长。
阿明是这么讲述他动员群架的过程：
“我们其实早看那个线长不顺眼了，骂人特难听。反正大家都去了，一起弄弄。我在平时玩游戏的那个群里说了，越说大家越生气。就决定下班堵那个线长， 让他道歉。谁知道他也叫了那么多人。后来就吵起来了。”
被叫去处理矛盾的老师也这么说道：
“那时候学生那边来了20多个人，都是那个学校比较熟的，有的是他寝室的，有的是他班级的，平常就爱在一起打游戏，本来就是学校管不住的。打起来的时候，一些打了，一些站着助威了。那个线长也叫了四五个人。大家打起来的时候乱轰轰的，好几个学生都被打伤了。……工厂让两方都离职了。”
在对基层管理者进行反抗时，小君通过“山芋团” 进行了动员和组织，同时也在这些集体反抗中展示了他们在网络社群中习得的处事原则。
（5）小团体的归属感
我们可以看出，当主流文化通过学校的整合失败，而父辈的阶级文化又难以传递给底层青年时，他们会转向同辈群体形成内部的文化。网络社群正为同辈群体形成内部文化提供了空间和实践的可能。
在A校中，对学校和家庭缺乏归属感的学生，通过网络游戏和同辈群体建立联系，并在网络游戏所形成的社群中学会与其他同辈如何合作与相处，同时在游戏中确立互动原则。当网络社群的原则确立时，他们内部的文化也初步形成。
这种文化不同于学校传播的主流文化，也不同于父辈的阶级文化，是一种独立的，具有反抗意识的同辈文化。
这种同辈文化通过现实中与学校的对抗、家庭的割裂来得到巩固，并通过对抗争的动员而得以传播，是一种具有独立意识并具有反抗性的亚文化。
结论
当学校出现合法化危机，底层青年无法被很好地吸纳到传统的教育体系中时，主流文化对底层青年的整合就会受阻。 此外，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带来的底层家庭空问上的分离，导致底层青年与父辈及其文化的疏离。
这样，底层青年既不能被吸纳到主流文化中，也不能继承父辈的文化，转而在同辈群体中形成自己具有反抗性的亚文化。
正是依托网络社群，底层青年能够在虚拟空间的互动中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规则，并通过现实中与主流文化和父辈文化的对抗来得以巩固，并通过对抗的动员获得传播，从而一步步形成了独立于主流文化和父辈文化的具有抗争意识的亚文化。
如果主流文化能够成功整合底层青年，即使底层青年与父辈的阶级文化疏离，并在网络社群中活跃，底层青年具有反抗性的亚文化也未必会形成。如果底层青年继承父辈的阶级文化，即使未被整合进主流文化，也不一定会借助网络社群形成自己的文化。
*本文摘编自《社会发展研究》2017年第1期，原标题为《网络游戏与底层青年亚文化的形成》。为便于手机阅读，我们进行了删节，重新分段，个别字句做调整，并重新制作标题，配了图片。如有引用，请核对原文。因无法联系作者，欢迎版权单位和作者与我们联系稿酬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