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与国外“技术猎头”签订协议的一幕，对上海市科委创新服务处处长陈宏凯触动很大。
2016年4月，美国生物医药“技术猎头”沪亚生物国际与复旦大学签订了一种新型抗肿瘤免疫治疗候选药物的独家专利许可，向复旦大学支付累计不超过6500万美元。
“‘沪亚’非常关注中国的基础研究，但国内往往要等成果出来才会考虑转化。”评估难、风险高、周期长，这是全世界科技成果转化都会面临的难题，为什么国外做得比国内好很多？陈宏凯觉得，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主要面临着几大瓶颈：企业急功近利，对创新牵引不够；高校院所考核体系尚待完善；科技成果信息开放不够；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机构尚未起步；服务人才储备和积累不够；成果转化早期资金投入不够。
6月20日，《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7—2020）》发布（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聚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要素功能提升、生态环境营造2条主线，全力构建要素齐全、功能完善、开放协同、专业高效、氛围活跃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预计到2020年，基本建设成为全球技术转移网络的重要枢纽。
培养“金黄牛”
在国内，很多高校教师都是多面手：一方面从事科学研究，另一方面还要亲自“下海”，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陈宏凯觉得，成果转化应该交给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办。
为此，《行动方案》提出激发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力。研发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建立健全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或委托独立的专业服务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应当明确统筹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的职责，建立职务科技成果披露与管理制度……
打造专业的技术转移机构，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关键。
“技术转移服务人才说白了就是‘技术黄牛’，但要求却非常高。”
陈宏凯介绍说，技术转移服务人才是交叉复合型人才。要培养一名“金黄牛”，需专业理工科博士出身，从事本行业3年以上，再转行学习3年成果转化的专业知识，“师傅带徒弟”再来3年，而且还得具备优秀的交流和营销能力。
目前，市科委、市教委已将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列为试点单位，扶持其健全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培养一批复合型人才。上海大学正在从理工科硕士中筛选、培养这类人才，并为他们开辟高级职称晋升通道。
为了培养这类人才，市科委还在筹建上海技术转移学院。建成后，学院将招收具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在职人员和研究生，对其进行技术转移能力教育。授课教师将包括盛知华、宇墨、云孵等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高管，让学生走进企业，开展现场教学和实训。未来，随着一批批学生的毕业，上海技术转移服务业的复合型人才会越来越多，成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
建立科技成果信息共享系统
“和复旦签约的是‘沪亚’，而不是国内的技术转移机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内科技成果信息流通不畅，科研人员在干什么我们不清楚，特别是早期的科研项目。”
为此，《行动方案》重点解决成果信息作为成果转化“种子”的共享利用。“成果转化是一个全要素协同、各类信息流动的过程。”政府部门储备了大量与科技成果有关的信息，可以建立资源汇聚、开放共享、分工协作的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让广大国内企业、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及时、全面了解上海高校、研发机构等单位的在研项目，为科技成果的传递、扩散、交流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支持。
《行动方案》还将积极推动科技成果信息的开发利用，将数据变成企业需求。鼓励企业和社会各界对科技成果信息库开放的信息进行加工、利用，盘活科技成果数据资源。
科研院所出身的“金黄牛”唐晓琳，来到上海后，创办了上海云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旗下致力于推动高技术成果转化。公司成立后，唐晓琳花很大精力做了一件事：建立庞大的专家库和项目库，并对项目进行初步行业分析和市场验证。磨刀不误砍柴工，正是前期的数据库的建立及数据分析，使得云孵成功对接近20项融资和产业合作项目，总规模近3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