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之前在谷歌(Google)工作过、后来倡导对抗科技巨擘影响力的特里斯坦·哈里斯的说法，我们已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大型科技公司（从谷歌到Facebook）的利益与他们本应服务的客户的利益不再一致。
“文化和政治外向化，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这是有原因的。”他表示，“这些公司都有一大批工程师致力于让你把更多时间和金钱花在网络上。他们的目标与你的目标不同。”
哈里斯开始了一项游击式的运动，名为“光阴不虚度”（Time Well Spent），试图推动科技公司改变业务模式。他离开谷歌是因为他认为“从内部改变这个体系是不可能的”。面对软件被用来影响选举结果或吸引穷人借入掠夺性贷款的现实形势，他并非唯一一位感受到存在危机的科技专家。
Elevation Partners的风险投资家罗杰·麦克纳米也发出了疾呼。他曾是Facebook以及亚马逊和谷歌的早期投资人，目前他仍持有Facebook股票。他希望科技巨擘向客户提供在追踪数据方面可自由选择加入和退出的合约。他还游说政府，希望针对“具有高度操纵性和高度上瘾性的科技”建立一个类似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管机构，以确保客户不被售予实际上会伤害他们的产品，就像药品那样。
以上这些都是对硅谷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加大审视的趋势中的一部分，硅谷现在控制着最多的企业财富。最近，来自美国国会两党的多位政治人士开始考虑这些公司是否需要实施不同的监管甚至分拆。
过去几十年，许多行业都出现了市场权力集中度上升的情况，科技行业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谷歌占搜索广告市场88%的份额。Facebook（包括Instagram、Messenger和WhatsApp）控制着移动端逾70%的媒体。亚马逊占据电子图书市场的70%。
由于在线网络，这些占主导地位的参与者扩大规模的速度要超过新进入的参与者积累用户的速度。正如为华盛顿一位民主党高层工作的高级工作人员指出的，他们的权力将变成“未来5年（立法者的）一个重大经济问题，特别是在自动化程度上升的同时他们还对其他经济领域（例如交通运输和健康）做出投资”。不要只考虑无人驾驶汽车，也想想谷歌与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合作吧，后者允许谷歌获取敏感的医疗记录。
在华盛顿，已经出现有关在数字时代是否需要重新评估垄断和反垄断法的讨论。近几十年，消费者价格不断下降被视为“有效”市场的迹象；这正是科技集团的长处：降价或免费提供服务。但正如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并不是没有为数字服务付费……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用我们的数据，还有我们的注意力。”津加莱斯教授最近组织了一次有关企业权力及其对经济的削弱影响的会议。津加莱斯教授还有其他一些人认为，我们应回到对法律的原始广义解读，就像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案主要是限制政治权力，特别是沿海地区富有公司和个人控制其他所有人和所有事情的能力。这个主题确实正变得更加为人熟知，硅谷正与华尔街和制药巨擘争当政治游说的最大金主，这种角色迄今受到极其轻度的监管。
欧盟在保护数字权利方面一直比美国积极，可能会继续拓展其在该领域的思维，但哈里斯等活动家认为，这些公司能够而且应该走在监管机构的前面，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改造产品迅速带来改变。
例如，苹果和谷歌能够通过对手机做出一些小改动，让消费者更好地控制他们的在线体验并确定事情的优先次序，而不是不知不觉地受影响，与人闪电约会、阅读虚假新闻或上瘾地踢一只虚拟足球。这是给科技企业的一个良好建议，人们日益认为他们不仅带来商业威胁，而且还构成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