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ia Marin
[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主要受两种因素影响。一种是数字技术本身，如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机器学习，加速了劳动者被取代的进程；另一种是“赢者通吃”的市场机制]
数字经济的出现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制造了新的裂痕：单独一个公司，或者一小群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超级明星企业以全球作为其经营范围，并在多个国家内占据市场主导地位。过去的15年间，G20成员（发达经济体及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市场集中度显著上升。
为消除这一现象，G20成员需要构建一个“世界竞争网络”（WorldCompetitionNetwork），重新在全球范围内营造竞争环境。而且，世界竞争网络的建立有望扭转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发达国家70%的GDP以劳动收入的形式体现，剩余的30%为资本收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把劳动收入占比所表现出来的稳定性视作某种奇迹。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奇迹不再——从全球范围看，劳动收入占比降至58%，而资本收入占比升至42%。
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主要受两种因素影响。
一种是数字技术本身，如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机器学习，加速了劳动者被取代的进程；另一种是“赢者通吃”的市场机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拥有随意提高价格的权力而不必担心消费者流失。明星企业之所以能获得如今的市场地位都要归功于互联网的出现。越多的人追捧同一件产品，其吸引力将变得越大。此外，虽然软件平台和线上服务的开发成本十分高昂，但后期扩张阶段的费用相对低廉。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较为成熟的企业能够在减少人力成本的同时继续其扩张之路。
一旦这些企业在各自选定的市场中确立自身主导地位，这种新的经济环境会促使它们追求种种反竞争手段来确保不会有实际或潜在竞争者出现。根据经济学家研究，美国市场集中度上升最快的行业，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幅度也最大。而且，市场集中度的上升会进一步扩大拥有机器人（资本）的企业与被取代的工人（劳动力）之间的差距。若想要脱离这一困境，可能需要重新制定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法。G20成员的反垄断法大多着眼于国内，对于那些以全球为运营范围的跨国企业反而无能为力。
G20成员不要指望单靠全球化竞争就能扭转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的趋势。根据对美国和欧洲市场的研究，国际贸易对那些超级明星企业最为有利。各行业中规模最大、生产力最高的企业搭乘全球化的便车努力扩大自身势力，并迫使规模小、生产力低的企业退出市场。最终，市场被超级明星企业主导，而它们劳动力占比增速却在下降。
美国就是一个明显案例。美国孕育了许多超级明星企业，但美国反垄断的监管者却无法控制它们日益膨胀的市场力量。如果G20成员希望找到解决市场集中度的方法，不妨从美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另外，与其从零开始，G20成员倒不如借鉴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框架，例如“欧洲竞争网络”（EuropeanCompetitionNetwork）。
构建世界竞争网络目的是为确立一套法律框架，让那些跨国企业重返竞争环境。世界竞争网络可能包括协同调查、执行决策，并为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监察市场力量探寻新的合作方式。
过去，G20成员只关注如何确保跨国企业不会利用各国司法系统的差异来避税。但如今，G20成员需要扩大视野，统一认识：若没有新的世界竞争网络加以制约，跨国企业将继续从数字技术衍生出的市场中攫取利益，代价却是牺牲普通工人的利益。
（作者系慕尼黑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本文由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赵健榆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