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观察者网 吴娅坤】3月24日，香港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政策研究会执行董事杜大卫(David Dodwell)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害怕：中国正朝着全球科技领军者迈进》的文章。
文章称，“只要中国一直被工程师力量驱动，那么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所带来的突破性转型将会使我们每个人惊掉下巴，并对我们一直保持的秩序带来威胁和挑战。”
文章还着重谈到了中国数字支付，感慨现如今，中国的数字支付市场规模竟是美国的50倍。
此外，文章还举出了具体数字，以证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国内的专利申请量已从本世纪初的‘几乎没有’到2014年的92.8万件——这比美国的57.9万件多出了40%，是日本32.6万件的近三倍。”
在文章的最后，杜大卫说到了美国等政府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恐慌和虚伪的指摘，并预测美国将采用其一贯的手法来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那就是派律师上场。
南华早报网页截图：图片为贵州500米宽的射电望远镜以下为观察者网对杜大卫文章的全文翻译：
我经常说，美国和中国的最主要区别不在于一个是资本主义另一个是社会主义，而是美国为“律师治国”，而中国是“工程师治国”。
用“信息技术爆炸”这个词来形容当下的中国大陆再贴切不过了。除了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更合适“赶超”这个词汇。而这场由信息技术引领的社会变革几乎深入到了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当我们同美国人或者欧洲人讨论中国技术的时候，大多数人仍会报以嘲笑，称中国是生产廉价山寨品的“天堂”，生产出来的东西主要是用来充实的货架。
但事实上，欧美人的这种优越感早就该被数据铁证打破了。
去年，我们亚太经合组织商业咨询委员会（ABAC）的数据显示，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表现，硅谷第一，深圳紧随其后位居第二，而且深圳发展的步伐和工作效率都在硅谷之上。此外，我们还发现另一个十分关键的细节——我们的中国同事都用支付宝付款。
在智能技术领域，我们敬佩Paypal，敬佩，敬佩声音工作室，现在，华为也进入了我们敬佩的名单。据华为称，他们17万员工中，有40%正从事纯粹的技术开发和研究工作，目标是在2020年在全中国范围内推广5G技术。
当今世界上还有一种现象是中国独有——几乎周周都有新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现，如果哪周没有就太奇怪了。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最典型的创新热潮是从上海等大中城市蔓延开来的共享单车。虽然全球有很多城市都布局了共享单车，但它们没有一个像ofo和摩拜那样：全上海共停放着45万辆共享单车，从一排一排色彩鲜艳的自行车中，挑出你钟爱的那一款，打开手机，进入app，扫描二维码，骑走它——就是这么简单。你可以用支付宝缴付押金，使用价格是每小时1块钱。这种共享单车还有GPS定位系统。中国先进的电子支付革命，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身后，令人望尘莫及。事实上，中国的电子支付规模已经是美国的50多倍了。
摩拜共享单车上述这些还仅仅是中国技术发展的一个小的方面，其他先进的技术更是说也说不完：贵州布局了500米宽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加入寻求治外法权的队伍；中国建造了神威太湖一号超级计算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之一；中国还在攻克了锂电池关键技术，借助3D打印技术用干细胞制造出来血管……
最近我关注到的中国科技风暴，是在珠三角的大疆公司研发生产的Mavic Pro无人机，已经达到了与无人机市场的标杆——美国GoPro Karma无人机比肩的程度。甚至Mavic Pro还做得更好：Mavic Pro每个指标都更优越，飞得更快，飞得可以两倍高，重量轻25%，能多飞25%的时间，售价低50美元（Mavic Pro的售价为749美元，GoPro Karma的售价为799美元）。那么问题来了，GoPro团队要去哪儿割腕自杀呢？
大疆无人机中国从廉价山寨品天堂，到引领全球高科技发展的巨大转变并不是一个意外，而且多国政府都对此发出了强烈地抵抗和警告。
早在刚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工程师出身的领导者们就充分地意识到，充当世界制造商是没有前途的，虽然手中握有几乎全球的供应链低成本组装机会，但因为还要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国进口高附加值的组件，所以这种状况还是没能让中国工人脱贫致富，反而将其陷入了更深的虚拟贫困状态。
在历经这一过程之后，中国决策者们很快明白，如果要建设中产阶级的消费经济体，中国工人就必须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而这意味着中国要提高生产力，并装备包括能够生产更复杂组件在内的先进科学技术。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设想被提出，目前已经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本土研究，并不惜一切代价积极并购外国公司，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
对此，外国高科技专家，特别是美国的高科技专家向中国迅速按下应急按钮。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在1月份向美国国会做通报时称，“中国已经陷入不择手段操纵市场、并肆意窃取和胁迫美国进行知识转移的的境地。”
事实上，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特别，也并不是独创。在“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提出之前，德国工业4.0技术开发蓝图也是这么干的。真正让美国政府感到害怕的，是中国从零开始、自力更生搭建这一科技愿景的速度和效率。目前全中国各地大学已经建立了19个重点数据实验室；STEM教育(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s)在全国全面铺开、重点培育；“千人计划”已经吸引到了大批著作等身的优秀科学家。
这样看来，曾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一直清楚明白美国政府是如何花大价钱资助美国进行国防工业研究掌握第一手科技资料、以维持美国全球技术领先地位的美国官员们，对于中国政府支持高新技术研究的抱怨就十分虚伪了。
但是，阿特金森还是对此感到惴惴不安，因为害怕中国大陆的巨变会使全球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中国从过去落后的“马车经济”到现在，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所做到的不仅仅是转型这么简单：过去的中国缺乏传统的技术基础设施，也缺乏奉竞争为“圣经”的私营企业部门，所以它的腾飞和跨越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想象的。
根据世界产权组织的统计，华为是2015年全球最大的专利发行人，而中国国内的专利申请量已从本世纪初的“几乎没有”到2014年的92.8万件——这比美国的57.9万件多出了40%，是日本32.6万件的近三倍。
2015年，华为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发行人事实上，中国在高科技制造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一方面倚赖于本土的科技创新，另外，海外科技成果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利用海外科技成果时，向国外得技术持有人缴纳巨额版税是一个避不开的问题——2000年的时候，中国交给国外版税还基本为零，但如今中国每年大约要支付近200亿美元的使用费及牌照费给外国公司。相比之下，中国公司从外国公司手中收到的使用许可费就少得可怜了，每年大概只有十几亿美元。这样算下来，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逆差已超过了180亿美元。
但我认为，只要中国还坚持由工程师精神领导，那么这个十分震撼的突破性转型迟早会到来，并且应该就在最近的这几十年里。而据我预测，美国也将以其一贯的方式来应对这一变局——派律师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