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报讯（记者 吴文治 陈克远）违法成本低成为阿里肃清平台假货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2月27日，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表示，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大于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但能够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占比不足1%。阿里方面称，不足1%的刑事处罚比例，是制假售假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难以从根本上遏制的关键原因。在法律行业人士看来，违法成本低确实给假货治理工作增加了难度，但企业也应勇于去承担社会责任。
根据阿里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通过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阿里去年筛查认定出4495条制售假线索，其中执法机关接收1184条，但公安机关能够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例。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另一组数据显示，通过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但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达到79%。“制假售假成本太低，是当下社会治理假货困境的最重要因素”，郑俊芳表示。
去年由阿里掀起的打假风波不在少数。包括联手LV、施华洛世奇、资生堂等约20家品牌企业成立“大数据打假联盟”；首次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手段起诉制假售假商户等。但业内依然有质疑的声音存在。去年10月，美国服装鞋履协会（AAFA）将阿里巴巴重新列入“恶名市场”名单。对此，阿里方面表示，阿里无法阻止制假售假行为在线下的泛滥和在平台间的流窜。
知名IT律师赵占领表示，违法成本低是增加电商治理假货难度的原因之一，但这也与企业的模式有关。C2C模式电商对卖家的管理上有一定难度，尽管难度很大，但仍需加大对假货的打击力度。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同方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占平也表示，电商行业的法律规范还在进一步完善中，在此过程中，平台可以通过扣除保证金、关店等措施，增加卖家的违法成本，履行对商家的监管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