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导读：《经济学人》最新一期封面文章称，无性交生育方式越来越多，过去的经验表明应倡导这些方式。
生育在过去很简单。青年男女相结合。生殖细胞通过数百万年进化而成的管道输送。然后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如今情况变得较为复杂。美国国家科学院2月14日公布一份报告，对基因编辑技术研究给予有限制的支持。基因编辑技术十分精确，用它能够在胚胎开始发育前治好血友病、镰形细胞贫血之类的基因疾病。20年前克隆羊多莉问世，克隆人的想法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有的人会说，如今看来当时是小题大做。不过其它技术进步正在使克隆人的可行性逐渐提高。
有人对人类扮演造物主的可能感到惊恐。不育症或患基因疾病的人则热烈支持这种减轻痛苦的权利。不管怎样，科学正在进步，社会将不得不决定它的想法。
生育选择方式的范围稳步扩大。追溯到19世纪的供体人工授精和20世纪70年代首次使用的体外受精已成为寻常技术。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受精也为不育男性带来福音。去年又增加了一项技术——线粒体移植，或如新闻所说的“三亲父母”婴儿技术。人类也许很快将面临着精卵细胞来自准父母体细胞（很可能是皮肤细胞）而非卵巢和睾丸的可能性。
这些方式使性交无关生育。绝大多数方式带来了选择哪些胚胎将存活而哪些将死去的可能性。咋一看这些方式也许可能令人困惑，甚至令人厌恶。不过经验表明，在这一领域感到厌恶不是政策制定的良好指导。供体人工授精至少在一家美国法院被视为通奸，由此生育的后代法律规定为私生子。体外受精令一些神学家苦恼，怀疑这种“试管婴儿”是否有灵魂。
厌恶常常伴随着反乌托邦恐慌。比如，基因编辑科幻小说设想创造智力或体力超群的超人。多莉羊诞生时媒体充满着对克隆大军的报道。事实上，即使希望创造一支克隆大军，人们对如何创造也没有什么头绪。不过记录显示生殖科学的进步是何等迅速。所以即便结果还无法实现，现在研究生殖科学的伦理方面是有道理的。
从体外受精和供体人工授精开始讨论是有益的。这两种技术已从怪胎变为人们熟悉的技术，让本来不孕不育者为人父母。毫无疑问，旨在避免罕见但危险的影响细胞能量生成疾病的线粒体移植同样会被证明是有益的技术。
在考虑任何生殖技术时，不要忘记快乐的父母和健康的宝宝。程序安全是担心的焦点。证明程序安全很困难。研究人员被允许对只有几个细胞组成的人类胚胎进行实验，这在一些人眼里是错误的做法。不过研究人员不得对胎儿进行实验，也不能轻易对人类的近亲大猩猩的胎儿进行实验，因为大猩猩稀少，且通常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当一项技术已得到检验，被认为在法律范围内具有实际用途还不太可能时，必须为了信念而勇往直前。为了避免可靠法律管辖之外的“自由职业者”操作，应当继续勇往直前。这不是理论上的担心。虽然英国开发了线粒体移植技术并率先批准使用，但已知开展这类移植的首对夫妇来自约旦，他们前往墨西哥做了线粒体移植。
规定允许行为的界限更加困难。不过开心父母和健康子女再一次成为正确的检验标准。不用多久从体细胞培育精卵细胞一定会成为可供使用的争议最少的新技术。这种技术的一大优势是同性恋夫妇可拥有与其双亲相关的孩子。不过法律应坚持规定使用两个人的体细胞。如果一个人试图兼任孩子的父母，那么形成的精卵细胞结合将集中有害突变，相当于最终形式的近亲繁殖。
基因编辑和克隆涉及的范围超过父母的幸福和孩子的健康。首批基因编辑将消除如今需要进行胚胎选择才能消除的遗传疾病——很多人会欢迎这一进步。作为个人自主权的一个方面，成年人应能克隆自己。不过养育具有新特征的子女和克隆他人将引起公平性问题，以及未经他人同意利用其组织是否正确的问题。
问题将纷至沓来。丧子父母能够克隆去世的孩子吗？寡妇能够克隆去世的丈夫吗？如果其他人都负担不起，富人能够出钱让自己的孩子聪明又勤奋吗？
需要专家委员会探索答案，需要法院适用相关法规——以保护未出生者的利益。他们将能够援引先例，比如同卵双生双胞胎，社会对这种“克隆”处理得很好；抑或“救人弟妹”，选择性利用体外受精提供能治愈哥哥姐姐致命疾病的干细胞。任何制度都必须具有适应性，因为随着人们熟悉新技术，他们的观念将发生变化。不过从过去的情况来看，风险不在于人们莽撞地走向生育技术的极端，而在于保守，让人们因不合时宜的正当感而遭受痛苦。（柠楠/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