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当美国农学家霍勒斯卡普伦首次穿越日本北海道时，在北海道广阔草原上、茂密树林间和高耸大山中，他特意寻找人类生活的迹象。后来他写道：“死亡的寂静统治着这片广袤的大地，没有一片叶子被振动，没有鸟儿或其它生物发出的啁啾声。”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受时间影响的地方，直接来自于史前。
他还写道：“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富饶而美丽的国家，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和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居然拥有这样的宝藏在这么长时间内未被开发，而且几乎像非洲沙漠一样令人陌生。”
这是日本的边疆——日本版的美国“狂野西部”。作为日本最北端的岛屿，北海道地处偏远，一条波滔浪天的海峡将其与本州（日本最大的岛屿）隔开。对于敢于穿越这条海峡的旅行者，将不得不忍受那里残酷无情的冬天，以及崎岖不平的火山地貌和凶猛的野生动物。因此，当时的日本政府基本上将这片土地留给了土著的阿伊努人，他们依赖狩猎和捕鱼生存下来。
到19世纪中期，所有这一切发生了改变。由于担心俄罗斯的入侵，日本政府决定开发北部地区，招募以前的武士定居北海道。很快，其他人也跟着来到这里，岛上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农场、港口、公路和铁路。日本政府聘请了卡普伦等美国农业学家，向新来的定居者传授耕种这片土地的最佳方式。在短短70年的时间内，当地人口从几千增加到200多万。到了21世纪，它的人口数量已接近600万。
今天，生活在北海道的人已很少需要自己去开垦荒地。但心理学家发现，与居住在相距仅54公里远的本州人相比，边疆精神仍然影响他们的思维、感觉和推理方式。
他们更加倾向个人主义，对成功更感到自豪，对个人发展也更有雄心壮志，而更少与周边的人联系。事实上，与日本其它地方相比，北海道人的这种“认知特征” 与美国人更接近。
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探索社会环境如何塑造我们的心灵，北海道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个。从东西方思维的迥然不同，到美国各州之间思维的微妙差异，这些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历史、地理和文化能以微妙而令人惊讶的方式改变我们所有人的思维——直至我们的视觉感知。
我们的思维甚至可能受到我们祖先种植作物的影响，一条河就可能成为两种不同认知风格的分界线。无论我们居住在哪里，如果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力量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思维。
“Weird”研究对象
直到最近，科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全球思维的多样性。2010年，《行为和脑科学》杂志上有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报道称，一直以来，绝大多数心理学研究对象是“西方的、受过教育的、工业化的、富有的和民主的”，可以缩写为“Weird（即怪诞的意思）”。心理学实验的参与者有近70％是美国人，其中大多数又是本科生，他们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参加这些心理学实验是为了获得零用钱或课程学分。
而研究人员一直默认的假设是，这个被选出参加试验的群体可以代表人性的普遍情况——即所有人基本上是同样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所谓的西方偏见就不值一提了。然而，有少数研究调查了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显示事实远不是这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瑟夫亨利希表示：“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处于调查样本分布的最远端”，他是这项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
围绕“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概念，表现出一些最显著的思维差异：是否认为自己是独立和自给自足的，或与周围其他人关系密切，将团队置于个人之上。一般来说，西方人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来自印度、日本或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人往往更倾向于集体主义，当然也有很多例外情况。
在许多案例中，调查结果大体上与你所期望的相符。西方社会往往倾向于将个人的成功置于团体成就之上，这反过来与更强烈的自尊和追求个人幸福相关。但是这种自我肯定的渴望同时也表现为过度自信：许多实验表明，被称为“Weird”群体的心理实验参与者可能高估自己的能力。例如，当被问及能力的问题时，94％的美国教授声称自己“高于平均水平”。
在东亚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心理研究中，这种自我通货膨胀的趋势似乎几乎找不到；事实上，在某些案例中，实验参与者更有可能低估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自我价值感膨胀。生活在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也可能更加强调个人的选择和自由。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取向”似乎渗透到更基本的思维推理方面。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更倾向于“整体性”，更注重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现有的事件背景，而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倾向于关注独立的元素，并认为情况是固定不变的。
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想象一下，当你看到一幅一位大个子恐吓小个子的照片时，如果没有任何其它额外的信息，西方人更有可能认为这种行为反映了这位大个子的本质和一向的情况：他可能是一位令人讨厌的人。亨利希解释道：“如果你倾向于整体性思考，你会认为这两人之间可能存在其它情况：也许大个子是小个子的老板或父亲。”
这种思维方式也会扩大到我们对无生命物体的分类方式。假设要求你在一组单词中列举出两个相关的项目，如“火车、公共汽车和轨道”。你会做何选择？这一实验被称为“三词测试”，西方人可能会选择“公共汽车”和“火车”，因为它们都属于某种类型的车辆。相反，整体思维者会选择“火车”和“轨道”，因为他们专注于两者之间的功能关系——一个物体对于另一个物体的功能至关重要。
它甚至可以改变你观察事物的方式。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开展的一项眼动跟踪研究发现，来自东亚地区的实验参与者倾向于花更多时间观察一幅图像的背景——从而更好地了解背景——而美国人则倾向于花更多时间专注于图像的主要焦点。
有趣的是，这种区别也可以在日本和加拿大的儿童绘画中看到，这表明不同的观察方式在人们很小时候就出现了。通过引导我们的注意力，这种狭窄还是广泛的关注能力直接决定了我们以后记住什么样的情景。亨利希称：“如果我们即是我们所看到的，而我们关注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虽然有些人声称我们的社会取向可能有遗传因素，但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社会取向是从他人那里学来的。最近，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进化人类学家亚历克斯·莫索蒂描述了生活在伦敦东部的孟加拉移民家庭的思维方式。
他发现，在一代之内，移民的孩子已经开始接受一些更加个人主义观点，同时较少整体化的认知风格。特别是，他们使用的媒体是这种变化最好的预测者。莫索蒂称：“在解释这种变化的方面，媒体的使用比教育更重要。”
但是为什么人们从小就再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它们仅仅反映了随着时间推移在各个地区获得主导地位的哲学。尼斯贝特指出，西方哲学家强调自由和独立，而东方传统文化如道教等倾向于重视团结的概念。例如，孔子强调“皇帝和大臣、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哥哥和弟弟、朋友和朋友之间的义务”（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些观察世界的不同方式被融入当地的文学、教育和政治制度中，因此这些理念渗透到人的头脑中并影响人的一些非常基本的心理过程，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如此，在西方或东方内部，个别国家之间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微妙变化，表明有许多其它令人惊讶的因素也对人的思维方式发生影响。
边疆理论
以美国为例，它在所有西方国家中个人主义最为严重。长期以来，诸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等历史学家一直认为，扩张和开发西部培育出美国人更独立的精神，因为每个拓荒者都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与荒野和彼此间战斗。根据这一理论，最近的心理研究表明，位于边疆边缘的州（如美国蒙大拿州）往往在个人主义指标上得分较高。然而，为了证实这个“自愿定居理论”，心理学家希望有第二个、独立的案例研究作为比较。
正因为如此，北海道对研究者有很大吸引力。像大多数东亚国家一样，日本作为一个整体往往表现出更明显的集体主义和整体的心态。然而，日本迅速迁移人口至其北部地区，类似于急急忙忙开发美国的“狂野西部”；日本明治政府甚至雇用贺拉斯·卡普伦等美国农业学家，来指导定居者耕种土地。 如果“自愿定居”理论是正确的，这些北海道的拓荒者应该比日本其它地方具有更独立的精神。
当然，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北山忍发现，与其它岛屿的日本人相比，北海道的日本人倾向于更崇尚独立性和个人成就——以及诸如自豪等情绪，而他们不太关心其他人的看法。心理测试的参与者还被要求参加社会推理方面测试，该测试要求他们讨论一位棒球运动员使用药物来提高成绩的事件。
来自其他岛屿的日本人更有可能探究事件的背景，如成功的压力等，而北海道的日本人更有可能将其归咎于球员的个性或其道德品格方面的缺陷。同样，这种归咎于个人性格的倾向是个人主义社会的特征，更接近于美国人的平均反应。
细菌理论
另一个（有违直觉的）理论是，不同地区的人们思维存在显著差异，是在与细菌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来的。2008年，科里·芬茨(目前在英国华威大学任教）及其同事分析了全球流行病学的数据，表明一个地区更倾向于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似乎与疾病的流行率相关：您感染疾病的可能性越大，您更倾向于集体主义，而较少表现出个人主义。大致的观点是，集体主义的特点是更大的一致性和顺从他人，可能使人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可能传播疾病的行为。
我们很难去证明，现实世界中这一明显相关性不是由某些其它因素造成的，例如国家的相对财富，但实验室的测试对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些支持——当心理学家使人感到害怕疾病时，他们似乎采取了更多的集体主义思维方式，如更服从群体行为。
但也许最令人惊讶的理论来自于农业。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助理教授托马斯塔勒姆最近对中国28个不同的省份进行了调查，发现思维倾向似乎反映了该地区的农业状况。
塔勒姆称他第一次有这样的观点是受他在该国亲身经历的启发。在访问北京时，他发现陌生人更乐于助人——“如果我独自吃饭，人们会走过来并与我交谈”，而在南方的广州，人们倾向于更谨慎和害怕冒犯他人。
这种照顾他人的情绪的表现，似乎是更倾向集体主义思维的一个微妙迹象，所以塔勒姆开始怀疑这两种不同表现背后有什么原因。这种分化似乎与这两地的财富或现代化水平没有相关，但他注意到一个区别可能是这两地种植的主要作物：中国南方大部分种植水稻，而北方种植小麦。塔勒姆指出：“它（种植作物的不同）几乎沿着长江整齐地剖开。”
种植水稻需要人们之间有更大的合作：它是劳动密集型的，需要有跨越大量农田的复杂的灌溉系统。相比之下，种植相同面积的小麦需要的劳动量是水稻的一半，其灌溉依赖于降雨量而不是灌溉系统，这意味着农民不需要与他们的邻居合作，可以专注于管好自己的作物。
这些差异是否会转化为更倾向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塔勒姆与中国的科学家合作，使用诸如检验整体思维的三词测试等方法，对来自不同水稻和小麦种植区的1000多名学生进行了测试。他们还要求参与测试的人画一幅图表来展示他们与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画得比朋友更大，而集体主义者倾向于让每个人的大小都相同。塔勒姆称：“美国人就倾向于把自己画得很大。”
果然，小麦种植区的人们往往在个人主义指标上得分更高，而水稻种植区的人们往往表现出集体主义倾向和整体性的思维。即使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边界，也是如此。塔勒姆表示：“即使他们来自于相邻的两个县，但一个县种植水稻而另一个县种植小麦——我们仍然发现他们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
之后，塔勒姆在印度测试了自己的假说，也显示了小麦和水稻种植地区在思维方式上有明显不同，结果仍然是相似的。当然，他所调查的人几乎都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 但他们所处地区的历史传统仍在塑造他们的思维。他说：“文化方面存在一些惯性。”
认知的“万花筒”
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只是大多数人的普遍趋势：在每一个被研究的群体中，都会有一个范围界限。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人类学家德尔瓦尔侯赛因指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非黑即白的概念是不行的。”他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进化人类学家亚历克斯·莫索蒂一起研究了伦敦的孟加拉裔英国人社区。正如侯赛因指出的，东西方国家之间有许多历史性的联系，这意味着有些人跨越了两种思维方式，同时年龄和阶级等因素也会对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自约瑟夫?亨利希发表了他有关“Weird”偏见的论文，现在已过去七年了，人们的反应一直是积极的。他特别感到高兴的是，像塔勒姆这样的的研究人员开始成立大型研究项目，试图理解不同思维方式所构成的“万花筒”。 亨利希表示：“我们需要一个理论，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心理特点。”
尽管研究人员有良好的愿望，但这方面的进展一直很缓慢。由于探究世界各地的心灵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大多数研究仍然以牺牲更大的多样性为代价，仍然仅调查那些被称为“Weird”的实验参与者。亨利希称：“我们同意这有缺陷。但问题是如何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