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之后，郝景芳生活中显著的变化就是，比以往更忙碌了。因为忙碌，原定在一个周五下午的见面采访，只能改为电话采访。“你好，我是郝景芳。”这天傍晚，她手头的事情忙完后，主动打了过来，声音清朗、温柔。聊开以后，她会在电话另一头哈哈笑起来，就像是一位亲切健谈的朋友。
2016年的最后两个月，她被频繁请上各种论坛、年会、颁奖礼的讲台。从科幻谈到创作，从宏观经济谈到未来科学，再到人工智能，她甚至还被请上了一所高中的报告台，与十几岁的高中生分享人生规划。往前数9个月，这些事情可能不会出现在她的行事历里。
2016年4月，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获第74届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提名的消息传来，郝景芳的名字开始进入公众视线。
恰是在一年前，另一位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凭借《三体》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此为亚洲人首次获奖。这让被称为科幻艺术界诺贝尔奖的“雨果奖”第一次为国人广泛知晓。
与刘慈欣52岁得奖，得奖前已经在国内积累了不少拥趸不同，郝景芳是一位32岁的年轻女作家。在被提名之前，郝景芳这个名字在百度上的搜索指数曲线趋近于零。获得提名后，搜索出现了一个小高峰。2016年8月，郝景芳正式获奖，这条曲线冲上了一个高峰，数值是4月份的6倍多。
对于突然暴涨的名气，郝景芳自觉“心态没有什么变化”。
“如何对待名气要看它对自己真正生活的影响。”她清楚地知道哪些是她热爱，并可以被称为“此生志愿”的事情：她的写作计划、研究计划、新近做的名为“童行书院”的公益计划以及与家人在一起的生活。
“如果一定的名气帮我更容易地、更好地实现这些计划，那么是OK的。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有了负面效应，那就会加以限制。”
不想被模仿
不过外界的一些反应不在郝景芳的掌控范围之内。
比如，获奖之后，郝景芳的成长、成名经历被媒体反复翻炒了许多遍。人们知道了，她高中时就获得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考入清华大学后，选择了天体物理作为专业，博士阶段又转向经济学研究；毕业后，进入国务院下属一个研究机构，成了一名宏观经济研究员；工作之余，她还运营一个育儿公号“晴妈说”；最近则开始涉足创始一个名为“童行书院”的公益计划。
标签也随之而来：80后、科幻女作家、清华学霸……对于这些，她只是回应 “任何外在的定义对我而言，都只是窗子上的影子”，“不愿被营造出来的盒子囚禁”。
“我做不到给我自己标签化”，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她了解自己：如果只做一件事，她就会心生厌烦，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如今，身兼多职，在多重角色中转换，郝景芳看起来就像是典型的“斜杠青年”——自我介绍的时候，不同身份可以靠斜杠来区分：作家／宏观经济研究员／自媒体人／公益人。
多年以来养成的“多线程”生活方式帮助她将时间、精力更自如地分配给不同的角色。她称这种“多线程”的能力由一些从小就未被纠正的习惯养成——小时候一边写作业一边看电视，中学的时候一边学习一边听广播，上课时一定要看课外书，等等。
这场电话采访也是“双线程”进行的，她先是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再是去便利店挑选面包和牛奶，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在电话中语速颇快、条理清晰地回答问题。
尽量用零碎时间处理完各种工作事务后，回到家后她说基本上什么也不做了，“就是带孩子”。得益于从小养成的睡得少的习惯，孩子睡着后或起床前，一般是郝景芳的写作时间。
郝景芳并不想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给别人当榜样。“风水轮流转，时尚转到这一边了，我就是一个正面典型，但可能再过上五年，又流行‘专注青年’了，就是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的那种人，那我又成反面典型了。”她说，“不求大家赞扬我多才多艺，只要不被批评心思很杂、不专心，就已经很感激了。”
事实上，她也不觉得其他人有学习她的必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并习惯的节奏和风格。如果每个人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自己的风格，那这个世界就挺和谐的。”
她进而表示，我们所处社会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想让大家都学成一个人，然后有的人能学成那样就觉得很幸运很开心，而有的人刚好就不是那样的，就会觉得不开心、很不舒服。“但是实际上，我们原本就是一人一个样，十三亿人最好有十三亿种样子。”
“我只能写自己喜欢的东西”
和她的身份多重一样，郝景芳的写作也不拘泥于一个领域。以科幻作家成名，但最新出版的《生于一九八四》却是一本自传体的现实主义小说。最近她还开始涉猎历史题材，与国内首个专注互动叙事创作的平台“巧书”一起，发起新项目“折叠历史”。
郝景芳以汉朝为起点，为故事设定了开头和若干个历史节点的不同方向，网络上的“众创”作者可以任意选取这些支线，续写不同选择下历史的不同可能性。
通过这个项目，郝景芳从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的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再被挖出来，她重新翻开史书，去设想汉朝初年并没有封诸侯国，如果韩信反刘邦成功，历史的轨迹会如何演化。
“有时候，某些时间点就是平行宇宙的分岔点。试着想想在那个分岔点上如果事件以另一种方式转变会怎样，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从小说《生于一九八四》的后记中，郝景芳写下的这段话，颇能看出这种重新想象历史的冲动。“越是假想历史的可能性，越让我们理解历史的深刻性”，郝景芳说。
由于涉猎题材广泛，她将自己的写作风格称之为“无类型的写作”。她的科幻成名作《北京折叠》，并非如《星球大战》一般典型的科幻小说，而是想象了未来分为三层空间的北京。住在不同空间的不同阶层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个故事扭转了在现实世界中唯一分配公平的资源——时间。在48小时的周期中，生活在第一空间的精英人群能享有24个小时再睡去，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则共享另外24小时，其中第三空间能使用的时间最短，而且永远见不到真正的太阳。这部反映社会不公的作品，被一些评论者认为，更像是介于科幻和现实之间。
郝景芳说，“无类型的写作”并非故意想要与众不同，而是受她喜欢的作家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等的影响，“他们都有点这种风格，我比较喜欢。我只能写自己喜欢的东西。”
“科幻当然未来也会继续写”，她说，科幻是一种很自由的写作，可以涉及很多的变体。”我是一个还蛮喜欢写变化的人，也喜欢写一些架空的东西，它可以脱离我们现实生活的环境不太受束缚。”
郝景芳的“寻找”清单
郝景芳在新书《生于一九八四》的扉页上，印上了4个竖排的小字，“致三十岁”。这四个字确是代表了外界审视她的另一层滤镜——青年作家。那么，35岁以下的这一代青年作家到底有没有规律性的时代印记？
“如果有，我会用‘寻找’这个词”，郝景芳并没有思虑很久。
从她接触过的一些人和读过的作品出发，她感受到这一代写作者似乎“总是想要去寻找什么精神性的东西”。
在郝景芳看来，上一代写作者的作品中，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对抗”痕迹是比较重的。但80后一代不同，生来就是“野生状态”，精神上没有什么束缚，但也没有可依靠的精神信仰。于是，“寻找的心情很重”，“非常饥渴地去寻找一些哲学，寻找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比如爱、传统等等”。
她觉得，在寻找的过程中，有一点点迷茫，但更多人具有“探索的气质”。虽然在前几年，也有人对此给出负面评价。但郝景芳相信这些年轻的写作者里，将来会有很出色的作家，“像一直坚持写作的张悦然、周嘉宁、葛亮等，这些作者都是很有追求和责任心的好作者。”
郝景芳也有自己的“寻找”清单：自由，自我的完整性，情感的真诚，关于个人、社会、宇宙的真相，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些基本原理，文明如何产生，以及文明的演化…… 这个清单来自于她以往的阅读体验，因为在已有的书籍里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于是想要自己再去寻找和思考。“这种寻找也许有尽头，但是绝对超过我生命的长度。”
写作是“寻找”的途径。郝景芳很清楚，如果事情太多，冲突得厉害，那么她会将其他的一些事情“砍掉”，“写作是肯定不会放弃的”。
对于一个大多数人都觉得说不准的问题——生命尽头你会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郝景芳早早就给出了答案——“写作”。她说，在生死边缘，唯一会让她觉得想要留在这个人世间的事情就是写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