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网站近日撰文详述了美国国防部的创新试验。为了加速对军方有用的新技术的研发和采办，该部门在硅谷设立了一个类似于创业公司的组织。但随着特朗普即将上任，它未来能够留存下来吗？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2006年，拉杰·沙哈（Raj Shah）是美国空军中的一位F16战机飞行员，需要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执行战斗任务。那是该战争最糟糕的一年，沙哈也遇到了个棘手的问题。他的驾驶舱的显示屏没有移动地图。GPS给他呈现了地面坐标，但并没有覆盖图像——没有移动点或者图标——显示他相对于那些坐标的位置。
“有的时候，”他回忆道，“我连我是在伊拉克还是在伊朗都不知道。”探亲假期间，他买了一台iPAQ（一款早期的口袋PC），并给它装上了一个廉价的标准航空地图程序。回到F16后，他将iPAQ捆在膝盖位置，依靠它来导航，而非依靠该战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用规格软件。
沙哈当时意识到，商用技术跑在了美国军用技术前面了，鉴于美国向来依靠技术优势来赢得战争，这对于美国的国防安全来说可谓危险的趋势。
如今，沙哈是美国国防部科技创新实验单元（DIUx）的主理合伙人。该部门创办于一年多前，旨在解决上述问题。该项目的预算只有3000万美元。但它已经在引发影响，在修复美国军方和硅谷之间的破裂关系——它可能会变革防务合同的授予方式，让美国军事任务更有可能利用上高科技发明。
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被美国国防部官僚体制内的不同派系和供应军方的企业“盯准”。这些势力相互间已经形成了精细的合作方式，他们质疑任何被认为“创新”或者“试验性”的东西。不过，沙哈深信，要是像DIUx这样的项目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创立，那么他的F16的显示屏就会有安装谷歌地图。
国防部长的计划
DIUx是国防部长阿什·卡特（Ash Carter）提出的计划，该理论物理学家曾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还曾在国防部担任要职。“我入职时，就产生了在硅谷和全美各地的其它科技中心设立一个国防部部门的想法。”卡特说道。2000年，他撰写了一篇题为“维持技术优势”的论文，预言商业行业不久之后将会在创新上超越国防实验室，为了保护美国的国际利益，国防部需要与私有行业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卡特在2015年2月接管国防部时，遭遇了各种国际危机，但他指出，保护美国在技术领域的战略统治地位仍是头号任务。上任两个月后，他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时宣布成立DIUx：这也是20年来第一次有国防部长造访硅谷。该项目在当年8月启动。
该项目的总部设在加州山景城，具体是在空军和美国宇航局（NASA）的一个研究基地。DIUx有大约40名员工，他们由平民百姓、军人和承包商组成。
卡特认为，将总部设在硅谷中心至关重要。他想要接触到已经在跟政府没有业务来往的创业公司和企业展开的项目，并通过改造使得它们能够适用于国家安全任务。这么做的预算好处显而易见：国防部不必为研发工作埋单，因为那些公司已经承担了费用。DIUx不用支付采购成本：它们由同意将产品投入到战场的军队承担。
最初的失败
然而，尽管得到国防部长的支持，该项目在运营首年却似乎注定要失败。卡特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么一个非传统的项目必须要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来运营。他任命乔治·杜查克（George Duchak）为DIUx主管，后者曾担任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经理和空军研究实验室信息指挥部主任，还曾从事高科技创业。但从组织结构图来看，杜查克向国防部副部长汇报并购、技术和物流方面的情况。卡特在升任国防部长之前曾担任过该职位，但现在该职位被曾供职于大型国防承包商的工程师弗兰克·肯达尔（Frank Kendall）把持。与卡特不同，肯达尔对于成立DIUx并不热衷，他将监督DIUx的工作推给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国防部代理助理国务卿。后者并不知道自己的职责，也没有多少权力。因此，杜查克与卡特之间隔了三重关系。
艾萨克·泰勒（Isaac Taylor）近距离目睹了该项目接下来的失败。过去13年，他一直供职于谷歌，从事其首辆无人驾驶汽车的设计和制造。后来，他被晋升为谷歌秘密实验室Google X的运营总监。在那里，他发起了涉及机器人和增强现实的多个项目。不过，他还是寻求职业生涯的改变，渴望从事“对国家重要的优秀项目”。
泰勒开始从谷歌的内部宣传产品。他不久后便认识到，该项目根本就行不通。他也从旁看见过加州两家很有创造力的公司因DIUx的流程而极为苦恼。其中一家是圣地亚哥的Shield AI，它打造了一款小型的自动化室内无人机，DIUx觉得该产品或许能够吸引特种行动部队，因为该部队的战士在执行任务时可能想要了解建筑物或者洞穴内部有没有人潜伏着。另一家公司是库比蒂诺的Bromium，它设计的网络安全软件可让操作系统隔离不可信的用户。这两家公司都有跟DIUx进行会面，双方也明显有意合作。但最终却无果而终。在硅谷的文化中，会议要么是以交易是否可行的决策结束，要么是以交易本身结束。而在国防部的文化中，会议则引发更多的会议，这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局面：18个月内签订研发合同，接着进行测试和审查，在之后的几年里再让提供商竞标合同打造原型产品，然后再进行评估和另外的几个流程。在硅谷，没有人能够忍受这样的拖沓：而且，所涉技术在合同签署之时到硬件被派到战场之间变更了三次。
卡特的助手打电话问泰勒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泰勒回复道，DIUx的人很有才能，但运作流程葬送了设立这个部门的概念。“我告诉他们，该组织失败得太慢了，在硅谷，这是最糟糕的失败方式。”他回忆道，“一家公司不断失败的时间越长，硅谷的人就越不会给它时间和机会。”
DIUx 2.0启动
卡特招募了两位白宫助手托德·帕克（Todd Park）和DJ帕蒂尔（DJ Patil），帕克是一位曾拯救医保网站HealthCare.gov的硅谷创业者，帕蒂尔则曾在奥巴马的劝说下将大数据带到行政部门。卡特让两人飞往加州，调查DIUx的情况，然后就如何修复该部门进行汇报。
帕克和帕蒂尔不久后便有了答案。首先，他们报告说，该部门需要能够在会议结束时或者几天内敲定交易。其次，由于没有人拥有运营像DIUx这么复杂的组织所需的全部技能，它应当由一个由四五个知识面涵盖管理、风投、技术和国防部内部运作的人组成的高级团队来运营。第三，该团队应当直接向国防部长卡特汇报——一方面是为了放权，另一方面是为了快速得到批复。
最后，帕克和帕蒂尔让卡特确信，失败在硅谷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重要的是“快速失败”，这也是当地的座右铭。换言之，卡特需要关闭DIUx，然后尽可能高调地进行重启，同时给出尽可能明晰的承诺。如果他坦诚直率地承认失败，那他甚至会赢得尊重的；那些被DIUx拒绝过的高层或许会再给该项目一次机会。
2016年5月11日，卡特飞往山景城，宣布“DIUx 2.0”启动。他还介绍了他和同僚几周前组建的领导团队。他们分别是：艾萨克·泰勒，在听到自己指出的问题已得到解决的保证后，他决定再给DIUx一次机会；克里斯·基尔霍夫（Chris Kirchhoff），曾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家、马丁·邓普西（Martin Dempsey）将军的助手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维沙尔·哈里普拉萨德（Vishaal Hariprasad），功勋卓著的空军网络战争军官，联合创办过硅谷公司Morta Security，后将它卖给Palo Alto Networks；拉杰·沙哈，结束在伊拉克的F16飞行员生涯后，他在沃顿商学院攻读了MBA学位，还成为了硅谷创业者。
就在卡特发表公告不久前，四人曾共进晚餐，商讨该新组织的条款。他们一致认为，要有一些重要的条件才会接受卡特的邀请：他们需要招聘和解雇的权力，管理预算的权力，以及冒险和失败的权限。卡特毫不犹豫就同意了那些条款。
发现阶段
他们仍有一个主要的挑战：如何精简国防部繁复的采办流程。DIUx的四位领导者以及卡特都受到了促进互联网等国防创新的DARPA的启发。尤其引发他们的兴趣的是，DARPA的一项名为Cyber Fast Track的项目，该项目由白帽黑客派特尔·“马奇”·扎克托（Peiter “Mudge” Zatko）负责。他的想法是，将研发竞赛向创业公司甚至几乎没有跟国防部接触过的个人开放。这么做的效果令人惊讶：首次提案提交两到16天后，共计授予130份合同，平均成本不到15万美元。有的合同还带来了研究突破——最引入瞩目的是一项证明Jeep Cherokees吉普（乃至所有的计算机化汽车）都可以入侵的试验。“马奇的Cyber Fast Track项目我们的灵感来源。”基尔霍夫回忆说，“他证明，点子短短几天内变成合同授予是有可能的。”
但DARPA严格来说是个令人头痛的研发部门。研发项目要进入生产阶段，它通常都需要移交给国防部的采购部门，接着后者会先发布公告举行开发原型产品的公开比赛。就连大型的传统国防公司也将研发和实际生产之间的鸿沟称作“死亡山谷”。对于硅谷的公司来说，该概念令人厌恶：它们不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开发一样最终可能竞标失败的新技术。
DIUx 2.0运营期间，沙哈和他的团队跟该项目负责合同事宜的劳伦·施密特（Lauren Schmidt）进行了交流，后者告诉他们她发现了一项很重要的东西。之前，施密特在军方的采办部门供职，期间她学到了一种被称为“其它交易权限”（以下简称“OTA”）的合同类型。在OTA合同中，政府和商业公司可以不按照传统防务采办流程的繁复规章制度设计原型项目。国会于1950年代设置了这种权力，让太空计划能够“进入和执行这种合同……因为NASA的任务执行可能有这个需要。”但除了为NASA所用之外，该法规基本没被使用，只被DARPA（这就是为什么扎克托能够推行Cyber Fast Track项目）和新泽西皮卡汀尼的一家兵工厂调用过。
施密特发现的是新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的815条款，它允许OTA合同应用于更大范围的项目，只要高官确定它们可提升军事人员或者他们的武器系统的“任务效能”。这改变了一切。815条款意味着，开发项目的公司可以将项目带到原型阶段，无需多忍受国防部的一重流程。该晦涩的条款将这种项目范围扩大局限于价值不超过2.5亿美元的合同，但DIUx构想的项目很少有成本那么高的，即便它们真有那么高，新规定也允许OTA合同用于那些项目，只要负责采办的国防部副部长以书面形式向国会保证，它们“对于达成重要的国家安全目标非常重要。”
基尔霍夫说，对于DIUx团队来说，815条款“就像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撰写的独立宣言。”而815条款的撰写者是前参议员军事委员会高级职员、前国防部官员比尔·格林华特（Bill Greenwalt），他曾将国防部的采办系统比作“出海很久的十八世纪木制战船，这种战船积聚了大量的藤壶，连飘动都困难，更别说全速航行了。”他在编写815条款的时候并不知道DIUx，DIUx成员也不了解他，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的目的出现了交汇。
合作伙伴们联系上了曾在DIUx 1.0期间推销过后来遭弃的项目（自动化的室内无人机和网络安全软件）的企业高管，力劝他们再来宣传他们的项目。这一次，它们获得批准了。那款无人机如今被部署到海外的特种部队拿来进行实地试验。
首份季报
2016年10月13日，该新团队发布了它的第一份季度报告。报告列出了所签署的12份合同，它们共计价值3630万美元；另有1亿美元来自已经同意购买或者测试产品的军队。（到目前为止，DIUx每花费1美元，设备购买者——不管是哪个军事部门——花费3美元。）
其中一样设备是圣马特奥公司Sonitus打造的一款小型塑料制双向麦克风兼收听设备，它可以像护口器那样佩戴在战士的牙齿上，可通过骨头传送信号。它不需要耳机，因此身处作战区的战士能够在与其他战士沟通的同时，还能够听到周围的声音，保留“态势感知”能力。该设备的合同签署于夏末；10月，空中国民警卫队在阿富汗使用它。
对于所签署的12个项目，初始提案提交和合同签订之间的平均间隔为59天。所有的产品原本都是针对商业市场设计的——涉及的公司甚至都没有考虑过潜在的军事应用——军方也没有人知道那些产品或者公司的存在。DIUx将双方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跟标准的惯例大不相同。按照传统的国防部承包流程，军方撰写“要求”，接着官僚将它转化成“提案申请”，然后企业以产品设计进行回应，之后就是评估，以及等待其它竞争的原型诞生。撰写最初的要求的官员从来不跟负责制造所产生的硬件或者软件的企业经理沟通。
艾萨克·泰勒说，“我在探访军事组织上花了很多的时间。我问他们，‘我要怎么帮忙？技术采办系统有哪个地方不符合你们的需求？’没有人说，‘不用了，谢谢。我很好。’包括最高级的官员，他们都说，‘我们会接受任何我们能够得到的帮助。’”
这些正是卡特希望该项目会激发的那种的交流对话。他说，“对于DIUx，我的目标是，确保有更多的人能够同时理解两个领域，以及连接它们：那些来自科技社区和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作出贡献的人，以及那些想要更好地了解科技世界的国防部成员。”
意外的惊喜是，很多公司对表达了对该项目的兴趣。硅谷常常被描绘成一个由不满国防状况的网络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地方，但沙哈坚称这种论调言过其实。“在国家安全上，硅谷是基于公私合作关系上，我很乐意去改造这种状态。”他说，“这种模式的可行性的确有引发质疑，但对于军事的广义价值，人们的质疑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多。”
自夏季重启以来，DIUx先后在奥斯汀和波士顿设立了分支。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肯达尔广场的办事处如今由伯纳黛特·约翰逊（Bernadette Johnson）领导。她请假离开她在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首席技术官的岗位，担任DIUx的首席科学官。DIUx总部主要专注于机器人和无人机领域，而波士顿团队的重心则放在生物科技和生物医学上。“我们发现，哈佛实验室和波士顿医院里有很多的后备军人。”约翰逊说道，“我对于我们的成长感到乐观。”
当前的疑云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让这些前景——或许还包括DIUx的存在——变得不确定。
新政府通常都会废弃旧政府留下的项目，尤其是反对党领导的项目。在今年总统大选期间，DIUx经理曾尝试接触两位候选人的团队成员：他们向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部分国防部门汇报了工作，后者对该项目似乎很满意；但他们并没能接洽上特朗普的团队，因为该团队并没有国防顾问。特朗普选择了海军四星将军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来担任国防部长，后者有战略头脑，热爱创新，很重视战场上的战士的需求。他有可能会拥抱DIUx。
即便是在大选之前，DIUx也神经绷紧。2016年，众议院军事与拨款委员会取消了该项目下一财年的预算。卡特敦促他们恢复资金支持。参议员委员会同意提供全额资助，但众参两院协商委员会将会做出最终的决定。部分观察家持乐观态度。众议院委员会在了解到该项目初期的失败史后削减了它的预算，为了证明DIUx存在的合理性，DIUx在10月份匆忙发布报告，讲述12份合同的情况：它想要向国会证明该项目是有成效的。
不过，众参两院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尤其是来自众议院的，更喜欢传统的采购模式。那些大型国防企业亦然，毕竟它们专门打造了结构和流程来迎合国防部采购部门的规定。
DIUx可能会颠覆国防部传统行事方式的说法，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负责采办事宜的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肯达尔曾经对位于硅谷的DIUx不感冒，但现在他也在鼓吹它的好处。11月21日，他向全体人员发送了一封题为“新的快速承包工具”的电子邮件。该邮件鼓励“所有采办部门的专业人员去熟悉”OTA合同签订方案，盛赞DIUx利用这种方法“快速迎合作战人员的需求”，并宣布国防部已请求国会批准“扩大这一权力”，覆盖新兴的“前沿”技术，而不只是那些来自商业项目的技术。
该公告并不是备忘录，也不是指令。它倡导的那种承包方式确实有它的局限。正如卡特所强调的，OTA并不适合所有的武器项目。“我们不会利用DIUx来采购航空母舰和F-35。”但他补充道，他的确希望DIUx在国防部广泛的采购惯例上产生“变革性的影响”，鼓励它的官僚“拥抱创新文化”。对于一些人来说，那是希望，而非威胁。
没积累起大量支持的小型初生项目往往需要最高层官员的支持才能够存活下来。DIUx可以说是卡特的宠物项目。很难说下一任国防部长是否会予以其同等程度的关注。但现有系统的机能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沙哈最近飞往中东跟美国的指挥官讨论DIUx项目。他谈到了跟与10年前的他一样在伊拉克执行战斗任务的部分F16飞行员的交流。他们的战机已经得到了升级，配有移动地图。但不久之前，他们还得将安装了商用航空地图应用的iPad捆绑在膝盖位置，依靠它来知道自己具体飞行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