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坡
“罗尔事件”终将成为一个新时代成语，它的内涵则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是透视社会的棱镜，人们借由这些棱镜来把握时代的整体模样和变迁轨迹。
假如辞典收入“罗尔事件”词条，或许可以这样写：一位拥有三套房产的人，在女儿得白血病之后，以微信赞赏形式向社会发起求助，募到大笔善款，但由于公众压力被迫将大部分捐款原路退回。
虽然很多精英迫不及待地批判大众，迫不及待地引用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勒庞，但这件事不是观察大众的机会，而是观察精英的机会。“嗜血的看客”之类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立靶子。大众的表现比罗尔和某些精英描述地要好。
把精英当成一个描述一个人社会位置的中性词，我认为罗尔完全是一名精英。他有三套房产，总价值粗略估算在600万元以上；他曾是一名杂志主编，虽然该杂志今年1月份停刊，但人脉关系和社会能量还在，这些都是他能筹到大笔善款的基础。
说罗尔是精英，可能罗尔和他一些朋友不同意。他们反复强调的是，罗尔月薪只有4000元。外界无法证实他的说法，但抛开财产谈收入是耍流氓。凭他名下现有的财产，他已经比中国大多数人富裕多了，而给他捐款的正属于这个大多数。
不过如果把精英这个词扩展一下，赋予它精神层面的含义，那么罗尔显然是不达标的。那些在罗尔还没认错便急着宽容他还自以为是精神视角的人，也不达标。精英最重要的是责任意识。我知道空谈理念是无益的，所以想转述一下德鲁克记忆中的卡尔·波兰尼一家。
卡尔·波兰尼是《大转型》一书的作者。德鲁克认识波兰尼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大转型》还没有问世，但波兰尼已经展露才华了，当时担任一家杂志社的副总编。德鲁克去波兰尼家做客，却吃到了“一生吃过的最难以下咽的食物”，只有一些存放已久、几乎没有削皮、半生不熟的马铃薯，连人造奶油都没有。波兰尼的妻子、女儿、丈母娘，甚至当着德鲁克的面吵了起来，她们嫌波兰尼赚的钱太少。
这是一个中国古代穷书生的翻版故事吗？不可能，那个时候知识精英还是很值钱的。碰巧德鲁克之前知晓了波兰尼的薪水。所以他百般不解地问道：“我无意中看到波兰尼博士那张支票上的金额。有了那么一笔钱，不是可以过得挺好的吗？”
结果波兰尼家人沉默了，然后异口同声地说：“真是好主意！把支票上的钱都用在自己身上！这种事我们可没干过。”
德鲁克结结巴巴地说，“大部分的人不都是这样的吗？”波兰尼夫人严正地说：“我们可不属于‘大部分的人’”。
原来当时维也纳到处都是匈牙利难民，波兰尼的薪水全部都用来救助贫苦的匈牙利人，波兰尼兼职挣的外快才是一家人的生活费。
这个故事来自德鲁克的回忆录《旁观者》，我看完之后被深深地打动了，同时为自己感到汗颜。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精英吧。
一定会有人说拿波兰尼跟罗尔对比不公平。对，我们不能逼人当圣人。但“不逼人当圣人”喊得过头，变成“必须宽容骗子”，无疑是讽刺。
做人要诚实，这不是成为精英的标准，而是做人的标准。拿做人标准要求精英，都成了精英眼里的“暴民”，这样的精英既是糊涂的，也是猥琐的。
在当下中国社会，似乎每个人都有犯错的理由，多么践踏底线的事都可以推到制度、文化上。然而，如果没有一个个愿意负责任的个体，再好的制度和文化都是空想。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