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实名制、火车票实名制、网络实名制、住宿实名制，有些地方甚至还实行感冒药实名制、菜刀实名制……在日常生活中，实名制越来越普及，是公众无法摆脱的管理选项。
在实名制之前，许多管理实行的是匿名制。匿名制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却很容易给违法犯罪、不公平交易等留下后门。比如，电信诈骗的一个重要凭借就是匿名手机卡，一些案件之所以石沉大海，就是因为查不到真正的机主。再比如，此前实行匿名火车票，每到春运高峰，你想通过正常手段买到车票很难，却可以托铁路部门关系或通过“黄牛”轻松买到。所以基于安全和公平，从匿名制走向实名制有一定的必然性，也得到了普遍支持。
不过，让习惯匿名制的人快速转向实名制，也并非易事。手机实名制的艰难历程，足以证明这一点。我国不少地方自2010年9月起陆续开始施行手机实名制，力求做到手机号与手机用户真实身份的完全匹配，但多年始终得不到贯彻执行。直到2012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要求对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用户实施实名登记，为手机实名制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和支撑。2013年，工信部发布《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并于当年9月1日正式推行手机实名制。今年5月，工信部就“进一步做好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下发通知，明确各基础电信企业要确保在今年12月31日前本企业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率达到95%以上，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电话用户实现实名登记。
施行手机实名制，用了5年多的时间，说明实名制损害到了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遇到了比较大的阻力和抵抗。今年“史上最严实名制”之所以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杀手锏就是运营商对非实名用户手机进行“双停”——既不能呼入也不能呼出。这一举措，倒逼用户不得不进行实名登记。反过来看，如果从一开始就祭出这一杀手锏，手机实名制估计就不会延宕到今天。究其原因，就在于实名与否对运营商有影响，一旦实名不仅要付出成本，甚至会因为堵住了大量诈骗电话和短信，减少运营商的部分收入。正是在自上而下的压力之下，运营商才不得不下决心，忍痛割爱，抛弃那些非实名手机用户。实际上，运营商可以做的工作很多，在治理垃圾短信、诈骗电话上还可以更有作为。
即便是“史上最严实名制”，即便有三大运营商的重拳实施，但在执行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亟待破解。比如，部分虚拟运营商执行实名制不严格，特别是那些171和170号段的手机卡，有些地方仍然可以不凭身份证就买到和开通。相对而言，这个问题还容易解决，只要强化运营商管理即可。真正难的是那些“伪实名”用户。表面上看，这类用户已经进行实名认证，但认证材料与本人并不相符，有许多都是通过网络购买或盗窃别人的身份信息。这种情况不独出现在手机实名制过程中，在一些银行卡办理过程中同样存在。这是推进实名制最大也是最难的挑战。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制度的执行不严。不管是运营商还是经销商，在执行实名制时，必须确保手机卡使用者和登记者是同一人，而不是单纯的凭身份证办理。
说到底，实名制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用户手中，而在管理者和运营者手中，关键就看执行力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