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周某“勇为”相救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源自其发自内心的亲情和母爱，而非完全与己无关的“见义”。在法律层面，目前还没有“见义勇为”的严格定义，动物园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要承担多少的赔偿责任？
近日，备受瞩目的北京市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又有了新进展。
由于下车被咬伤的赵女士，目前已向延庆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向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索赔155万余元，并已获法院立案受理。22日下午，周某家属向延庆法院递交申请，希望延庆法院回避，由北京高院指定管辖此案。
▲八达岭老虎伤人事件伤者赵女士展示伤口。
原告方认为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过错”在哪？
周某的家人在诉状中表示，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动物园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对于周某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过错包括：
●自驾车游览野生动物园猛兽区系高度危险行为。被告开展此项经营活动，没有经过任何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过程，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系违法经营。
●对于高度危险行为，被告并没有对游客进行专门的安全教育及培训活动。
●对于高度危险行为，被告没有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没有对猛兽和游客进行有效的隔离。
●对于高度危险行为，被告既没有应急预案，也没有配备必要的救助设施及设备(如警示牌数量不够、没有麻醉枪和电警棍等)，并且对其员工也没有进行必要的培训。
●对于高度危险行为，被告对于伤者没有采取有效的护理(如有效包扎、止血)行为。以上因素是造成周某死亡的直接原因。
●在被告有救助义务但没有及时、有效救助的情况下，没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周某下车施救原告赵女士的行为没有任何过错，其行为的性质应当属于“见义勇为”行为。
▲7月23日，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视频监控显示，赵女士下车绕行到驾驶室门外，一只东北虎咬住她并拖走。随后，其母亲下车驱赶老虎身亡。视频截图
在起诉书中，赵女士指出，园方提供的猛兽区“自驾游”项目系违法经营，项目设计本身的缺陷很大，是造成其遇袭并重伤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其母周某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未有效救助的情况下，没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母亲下车施救，其性质应属于“见义勇为”，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应全部承担母亲的死亡赔偿。对此，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方面回应称，“法律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我们有自己的律师，随时都能出庭应诉”。
看到报道，很多人都在疑惑：母亲救女属于“见义勇为”吗？
在一般人看来，“见义勇为”主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是一种正面的道德评价。很多人相信，促使周某“勇为”相救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源自其发自内心的亲情和母爱，而非完全与己无关的“见义”。
而在法律层面，目前还没有“见义勇为”的严格定义。唯一最权威的表述出现在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等七部委于2012年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中。
该《意见》序言部分第一句是这样表述的：“国家对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行为，依法予以保护，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障，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生活困难给予必要帮扶”。
道德评价具有自发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而法律评价则相对明确、具体和一元。
从立法技术角度，这并非严谨的法律概念。而且从法律位阶看，这也只是一份政府规范性文件，主要是从行政管理角度设定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和义务。因此，这份《意见》对于本案民事责任的厘清并无太大助益，也无法成为法院判决的主要根据。
跳脱赵女士诉状中的特定用语，回到法律关系的实质，我们不难发现，赵女士关于其母周某对其没有法定救助义务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但子女一旦成年，那么不顾生命危险去营救子女便不再是法律上的义务。
因此，本案的焦点问题转化为：周某在没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情况下，协助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营救赵女士，园方是否应该对周某的死承担赔偿责任？
也许很多人，甚至园方都可能会援引延庆区人民政府 “7?23东北虎致游客伤亡事故调查组”发布的《事故调查报告》，认为既然政府已经认定该次事故不属于安全责任事故，那么园方应该不必承担赔偿责任。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这样的简单援引在法律上很可能是不被支持的。
一方面，赵女士并不认可该调查报告的结论，正在提起行政复议；另一方面，同时也更为重要的是，《事故调查报告》指向的，是相关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责任和园方在行政法上的责任，这与园方的民事责任虽有联系却不完全相同。
园方是否应当对赵女士等人承担赔偿责任，需要司法机关依法审判，政府部门并没有权力对此做出终局认定。即便政府认定老虎伤人不属于安全责任事故，也不意味着园方就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相反，我国法律有一系列条文都在支持赵女士的索赔主张。
在法律关系上，赵女士既可以援引《侵权责任法》也可以援引《合同法》来支持其诉讼请求。此外，我国《民法通则》中的许多条款也对赵女士有利。比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适当的补偿”，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等等。
虽然有证据显示，园方已经进行了反复的警示和提醒，也进行了及时的救助，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园方在安全管理和危险营救方面，已经尽到了全部的责任。因为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安全防范和营救生命的责任也是没有止境和上限的。将园方认定为周某协助营救赵女士的“受益人”并不为过。
道德评价具有自发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而法律评价则相对明确、具体和一元。如今随着司法程序的启动， “不守秩序、咬死活该”之类的情绪表达，必须让位于中立的司法审判。
动物园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要承担多少的赔偿责任？与其继续吐口水，不如搬个小板凳，理性围观，静看法院如何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