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媒体报道，世界两大电子品牌三星和松下在马来西亚同时遭到欺骗、剥削供应链工人和克扣薪水的指控。在《卫报》的报道提出多项虐待工人的担忧后，两家公司对尼泊尔籍工人提出的指控展开调查。这些工人称，他们被薪酬谎言所骗，护照被没收，并被告知如果想在合同结束前返回尼泊尔要支付大量违约金。他们还表示，每天要站着工作最多14个小时，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上厕所的时间都有限制，还要偿还高达1000英镑（8600元人民币）的招聘费--他们说必须缴纳这么多钱才能得到工作。
这些工人称感觉“受骗了”，他们是被骗到工厂生产和组装在全球销售的家电产品。一位生产三星微波炉的年轻工人表示：“我的心很痛，我得到的工作并非他们许诺的，我的工作很辛苦，而且没有得到他们许诺的工资。”
《卫报》调查了为三星和松下生产的30位尼泊尔籍工人，有些是三星直接招聘的，但多数是中介公司雇用。为松下生产和组装零部件的工人是转包公司雇用的。三星和松下都禁止供应商没收护照或收取招聘费。然而所有被采访的工人都称，他们在尼泊尔向招聘机构支付了最多1000英镑。
他们还称，到达马来西亚后护照被没收。按照马来西亚雇用法这是非法的。工人们称，这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政府可以拘留他们。没有护照他们不能自由离职，不支付相当于3-4月基本工资的罚金就不能回家。三星和松下都表示在对供应商的行为展开调查。
使用中介公司和转包公司是外资企业在马来西亚生产出口产品的普遍做法，但该国的劳工权利保护团体称，这种制度容易被滥用。为三星生产的工人称，在他们表示不满意工作想回家时，遭到中介公司主管的威胁。一位工人称：“他们说，如果你不工作，或不支付罚金就走人，我们就在马来西亚埋了你。”
三星使用的中介公司雇用的工人称，他们被骗了，工作条件和性质不是原先说的一样。他们还称，在离开尼泊尔前数小时，招聘机构强迫他们支付非法的费用。一些人称，在马来西亚拿到的工资没有他们在尼泊尔许诺的那么高。
一位工人表示：“如果我知道真实的工作条件和薪酬，我就不会来。我被骗了。”另一位工人称：“尼泊尔的中介公司使用三星的名称欺骗人们，我们被骗了，但我们不想其他人也被骗。”其他尼泊尔工人表示，他们在加德满都给了三星使用的中介公司9-11.5万卢比（685-875英镑），而早在2015年尼泊尔政府就规定招聘费用不得高于1万卢比（75英镑）。
一位在三星微波炉工厂工作的工人表示：“我支付了11.5万卢比，但中介只给了写1万卢比的收据，他告诉我，如果在机场被拦住就说只给了1万卢比。我知道中介在骗我，但我能做什么？”三星的发言人称：“作为电子行业公民权联盟（EICC）的成员，我们完全遵守EICC行为准则，我们在马来西亚工厂直接招聘的移民工人的招聘过程中没有发现违规证据。一旦有投诉，我们就会迅速行动展开调查。”
三星称：“我们当前在马来西亚对合作的中介公司和这些公司雇用的移民工人展开现场调查，如果发现违规行为，我们将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暂停与这些违规公司的业务。”在马来西亚首都的一家工厂，为松下生产的工人称，他们14小时轮班工作以偿还在尼泊尔欠下的中介费。一些人表示，来马来西亚15个月还远不能还清债务。
其他人表示，他们被告知如果要在合同期满前离开，必须支付相当于三个月薪水的违约金。一位生产松下零部件的尼泊尔工人称：“如果我能回家，就会马上走，但现在被债务缠身。这里95%的工人都一样。”在马来西亚南方的新山市，组装松下产品的工人称，有时每月只拿到700林吉特（133英镑）--为原先许诺工资的一半--因为缺少订单生产放慢。
一位工人称：“我们知道赚的钱低于最低工资，但我们能怎样？想到有很多债务要还，我们就感到可怕，你必须工作3年才能还清。”在生产线之外的生活也困难。《卫报》参观的工人宿舍阴冷潮湿，散发着发霉的味道，一个房间住着14个人，共用一个破烂的卫生间，2个淋浴隔间，而且门直接对着只有一个煤气灶的厨房。
松下表示：“将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我们将非常认真对待指控，事实上我们发现其中一个供应商违法和违规，我们将要求和确保他们立即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这些工人还投诉了工厂内部的条件。一位在三星微波炉工厂工作的工人称：“工作非常艰苦，12小时轮班工作，只有45分钟吃饭时间，每2小时有7分钟喝水的时间。”
其他为松下生产零部件和组装产品的工人称，他们整天站着工作，没有适当的休息。一位工人称，在12小时轮班中，只能在上2次厕所时才能休息。电子行业占马来西亚出口的35%左右，但在对待外来劳工上面临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2014年供应链监督组织Verite发表报告称，马来西亚电子行业近1/3的工人被强迫劳动，要求全面改革外资企业政策。
亚洲人权观察的副主管菲儿·罗伯特森表示：“在马来西亚的国际品牌必须认识到，代工厂商标准的经营方式是债务奴役式的，这带来了恶果。从尼泊尔招人然后带到马来西亚工厂需要成本，如果这些成本不算入手机或微波炉或扬声器的价格成本中，他们就会建立一种希望工人来承担的制度。”（木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