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的Note 7炸机后，他相继遇到了三星请他噤声、号称质检部门的人士要求无条件要收走手机、媒体争相联系但没有后续进展、辞职进京要说法被视为炒作、被已经收钱了事的Note 7炸机机主鄙视等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件。
张思童，男，25岁，辽宁抚顺人，前消防部队士兵。如果他没有买那部三星Note 7，本来可以过着正常的日子，数月之后去国企上班。
可这位三星老用户怎么也没想到，新买的Note 7只用了不到半个月就炸机了，他的生活也随之改变。
一、炸机
张思童一直用的是三星，上一部手机是Note3，坏了，修手机的说修好要800块，他想，三年多了，重买个手机吧。
他不爱好穿、吃的东西也不太挑，但觉得“出门可以不带钱不带身份证不带钥匙，但是必须带手机”，他攒了三个月的钱，把一些吃、穿、住、抽烟的钱省出来，买了一部Note 7。
张思童之前也看到过Note 7炸机的新闻，但他看新闻说三星9月初出了公告，说中国没问题，“信任么，所以就买了”。
结果，9月8号买，10号早上收到，26号爆炸。
张思童看到三星这样的声明之后放心地买了Note 7
张思童是干销售的。手机资料他只备份了电话，但是客户家在哪儿住，房子多大，喜欢什么样的车，他一张一张写的、拍的资料，都没有了。
炸机当天，他也烫伤了，张思童对此倒不是很在意，“我是消防兵出身，完了没啥事，现在都很长时间了，好了”。他更在意资料丢失，“你问问跑销售的，客户资料很重要啊，客户资料都没了，我没法继续干下去了。”
张思童第一步打了三星的客服电话，但他听到电话里是韩语，听不懂，转而给天猫客服打电话，联系到三星，可结果让他“非常不满意”。
二、被激怒
“他们（三星）说要收走我手机，还要收走我的录像，并且不让传播。我感觉不对。当时我还不知道中国有人炸机了，我说万一别人不知道，也拿着这手机那不完蛋了么？” 张思童就没同意，虽然三星说要给他六千块钱再加一部新Note 7，“我当时就问他们，Note 7给你你敢用么？”
让张思童走上维权之路的原因，还有三星中国9月29日的公告。
9月29号，三星发布声明称经三星及第三方机构泰尔实验室检测，中国“炸机”的两台机器为“外部热冲击”导致
张思童看到公告中称“炸机”的两台机器为“外部热冲击”导致后，生气了。他不明白：“美国一炸，人家都不需要证明这个事情，中国一炸就得做实验，做完实验还说是外力所致，还要索赔消费者，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我作为一个男人，对方都欺负到头上来了，忍不了，”但张思童克制住了自己，“我也不能打他们一顿吧，这个事情是有人能管他们的，所以我坚定找央视，找国家”。
谈到国家，张思童又变得激动起来：“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么？”
三、双重标准
张思童的质疑，三星四年前也遇到过。
2012年，三星爆发字库门事件，在发现芯片缺陷问题后，三星官方为海外用户提供了免费维修服务，而大陆国行用户却需高价有偿维修。如果不是政府机构介入以及大量媒体的曝光，国内用户不知何时才能获得公平对待。
三星不是唯一在中国大陆地区有过“双重标准”的外国大公司。类似的例子，还有宜家“夺命抽屉柜”，麦当劳“抗生素汉堡”，丰田“召回门”……似乎每次出现质量问题时，中国地区总是被忽略或者最后才被注意起来。
较高的诉讼成本，和较低的实际赔偿，使得中国消费者在遇到问题时，往往不会选择上诉。张思童也没有上诉这个概念，“我一个人肯定不会（上诉），我自己没有那么多钱，这超出了我的能力”。
不考虑诉讼是实际的决定，如果张思童选择用诉讼方式对抗大公司时，往往只能孤军奋战，像美国那样成熟的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四、特别的一个
给钱私了和官方洗白，是大公司经常采取的公关策略，但这并不能完全奏效。推诿责任，以及对消费者的淡漠，有时恰恰会激怒会消费者。
2011年，罗永浩就曾因为投诉西门子冰箱质量问题屡屡得不到解决，当众在北京西门子总部门前手举铁锤，将3台西门子冰箱砸烂。
罗永浩愤怒的原因和张思童感觉被欺负的原因从源头上是一样的，三星中国声称是外力所致，而西门子当时否认质量问题，罗永浩和张思童对官方解释都不认同。
张思童也是特殊的一个。这个前消防兵比一般人更固执一些。他觉得三星公布炸机是“外力所致”是一个虚伪的事实，他开始接触媒体，“有事找记者，只有事情闹大了，人们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在接受一个采访后，他碰到一个号称是质检部门的人，要无条件的收走他的手机做检查。张思童让他出示工作证，对方说是保密单位，出示不了工作证，张思童问他你能出示什么？对方告诉他只能告诉名字是啥。
“我就告诉他，我的手机也出示不了你，也处于保密状态。”
张思童经历过此事后，警惕性提高了不少，图为张思童评论一网友建议
在经历这样的事后，张思童的警惕性高了，只要是有人采访或者见他，他必须要看对方的证件，“有五六家媒体把工作证给我发过来，说我们替你维权，你安心上班吧。”
但张思童还是信不过，这些媒体采访他之后很快就没有后续了，“这让我怎么信任？”所以即使是央视问他要手机，他也没给：“我接受央视采访的条件是不可能把手机交给他们自己检测，我不放心，我要亲手交给实验室。”
为了自证清白，央视记者走的时候，张思童专门用胶条把自己炸掉的手机封存起来，他要在国庆之后到北京维权。
张思童所在的公司也知道了他要维权的事情，劝他不要把事情闹大。张思童仔细一想，觉得公司也有道理，索性辞职了，“我要专门把这事弄明白，不耽误自己也不能耽误公司”。
10月6号，张思童坐上去北京的火车。他首先去了泰尔实验室，那个曾经检测三星官方送检机的第三方机构，“我想亲眼看看我这台是不是也是他们说的外部热冲击导致的？”
这是央视记者陪着他去的：“去的时候三个专家都出门接我们了，没有央视的话，我可能连检测室的门都进不去。”
但泰尔实验室告诉张思童，要去上海，三星就是在上海检查的。
到了泰尔实验室，张思童才拆开了之前用胶条封存好的Note 7
没有办法，张思童决定再去问问三星的看法，他去了北京三星的华北总部，对方却把他踢到望京店，“把我电子发票照片要走了，给我手机拍了两张照片，然后不搭理我们了”。
他们说会和张思童联系，但是到现在也没人给他回复。
五、围观
最让张思童失望的倒不是三星，而是众人的围观。
小时候张思童在农村度过很长时间，有外村人来，不管村里有多大矛盾，他们都会一致向外。他以为起码中国Note 7机主应该是这样一个村子。
去北京前，张思童联系到一位也炸机的机主，跟他说，我已经联系好央视了，给你报销车费路费，对方说不了，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想三星给笔钱就完事。
张思童让他再考虑考虑，一起站出来。见张思童那么坚持，这位也炸机的用户才说出已经把手机交给三星售后、拿钱私了的实情，“你闹大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多拿一笔钱呢？”
张思童直接把他拉黑了，“我没想太多，你不来，我一个人吧”。
让他失望的事情还在后面。在网络世界上，张思童见过要给他捐款的、要一起到消协维权的以及要提供各种帮助的人，可他没见过这些人有什么实际行动。有Note 7机主对张思童怀有敬意，想请他吃饭，张思童答应了，在约定地点等了对方两小时，结果一直没人来。“你来我请你都可以，但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不要承诺”，他又把这个人拉黑了。
有人给张思童出主意，让他带个头，带几位Note 7机主一起行动。张思童说你们能找出五个敢来的人，我就敢带你们一起去维权，结果连五个人也没凑不起来。
“围观”而不行动，已经是社交网络上“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的重要体现，当事件发生时，人们只愿意做一个“键盘侠”，而不愿意实际行动起来，中国有19万Note 7用户，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行动起来。
当张思童辞职找说法的消息传开后，网上也有一堆人质疑他的动机，说他是为了出风头、是要讹笔大钱。
一开始，张思童似乎并不在意，“我关心的朋友就那么几个，不关心我的人我不在乎，人最穷只不过当个乞丐，怕他们什么呀”。但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这位社交账号主要依赖QQ、微信的前消防员，在启用贴吧、微博、知乎等账号之后，在网络暴力面前似乎变得暴躁起来。“他们污蔑我我就骂回去”。
张思童自己总结出一个结论，“三星为什么区别对待？是因为中国人自己都不愿意管”。
六、召回
10月11号下午接近两点，三星中国公告宣布召回中国大陆19万台Note 7。目前，三星官网显示，自己正与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合作进行后续调查。
Note 7事件使得三星股价遭受重创，创200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三星公司可能因此次事故损失近50亿美元收入。
那天，一个300多人的Note 7维权群里传来欢呼，作为群主，张思童松了口气。
他没想为全中国的Note 7机主出头，“我为群里那几百个人出头就够了，不管召回这个事情我有没有功劳，算是给了他们一个交代”。
张思童的维权群
别人欢呼的时候张思童一度有些孤独，但一会儿他就想通了，“现在该为自己考虑了”。
他似乎不太担心钱的事情，当被问到担不担心赔偿不会变多的问题时，张思童变得有些豁达，“我一年自己能花六、七万，他能赔我两三万，不就也是小半年就没了？那点钱能有多少？够我花一辈子么？我只要我应得的”。有人加他好友要给他捐钱，张思童也没要，他对捐款这个事情还没有认识清楚，怕别人误会维权是因为钱，也怕遇上专门阴他的人。
他更希望三星道歉，“钱不能说不重要，但你必须得道歉。”
对于三星宣布召回中国市场Note 7时的道歉，张思童并不满意
当他被告知三星已有道歉声明后，张思童掏出自己的备用机——一个坏了喇叭的iPhone5，仔细又读了一遍别人发给他的三星召回公告，问，“这也算道歉？”
跨国企业复杂的汇报线以及不一样的文化导致了本土经理人的自主权受到制衡，三星中国的态度明显延后了，就道歉而言，三星中国地区也没有负责人站出来说话，这是张思童对这份道歉不感冒的重要原因。
9月2号，三星移动部门总裁高东镇公开致歉，但不包括中国地区
七、代价
如果不是自己的手机炸了，张思童此前算得上出头的事大概只有“献血、去敬老院、给老人包包饺子、买买东西、去孤儿院看看孩子”。他觉得人应该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让我花几万捐款，我做不到，太费力太费钱的事情我干不了”。
不过，张思童可能事先没有预估到自己此次维权的难度，“一开始知道有这么难，我可能不会来”。但他还是想证明这件事情还在他力所能及的范畴中，“既然来了，我就不能走”。
张思童同时经历着被夸、被围观、被污蔑，当三者综合作用在一起时，他觉得自己有了种使命感，“不能让以后后悔，等我有了孩子了，我会对他说，爸爸也干过一件大事”。
出头是有代价的，他不仅辞了职，也还错过一个进国企的机会。
作为退伍军人，张思童可以享受退伍优惠政策，学习一段课程后进入国企。课程他已经上了一个月，但因为”五天不去自动取消资格“的规定，这个机会似乎已经和他挥手告别了。
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不起他妈妈，“家里希望我找个旱涝保收的工作，不用担心不发工资，当初我妈让我得到这个进国企的机会也很不容易”。张思童的家人也不知道他辞了职，只是知道他在接受采访、在换手机。
更多代价是无形当中付出的，比如实名出镜，比如被人骂。
张思童是中国Note 7炸机机主里第一个实名出镜的人，“我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要挡着脸呢？不敢露脸的不应该是那些卖这个手机的么？我是受害者，我要是不露脸的话，反而让人怀疑。”
张思童实名出镜
10月12号，张思童去了上海的泰尔实验室，临行前留言说，他怕这个泰尔实验室和三星有关系，检测出来还是说人为的，“如果真这样，我只能说，对这个事情失去信心了，只能说我尽力了，我没有办法了”。
“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36氪问张思童，他只是憨厚地笑了笑，点了根烟，抽了一口说，“我觉得我是个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