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苏苇 苏奎
[网约车平台通过补贴聚拢了大量的司机和乘客，成为中国第二大互联网交易平台，据报道，2015年仅最大的一个出行平台就完成了14.3亿订单量。]
人们常说，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通过充分的竞争和讨价还价，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只要交易双方愿意自治，对商品的质量和价格能够自由达成一致，并不需要政府制定特别规则来干预市场。
近年来，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迅速走红，它提供了线上交易的虚拟“场所”，商品成交后，由线下的物流系统配送。买方对卖家公开评价，通过这种所谓的“声誉机制”形成了一种较为有效的“自监管”模式。虽说网购有假货泛滥之虞，但总体上还是获得了老百姓的认可。《2015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我国电子商务年交易额高达18.3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市场规模为3.8万亿元，同比增长35.7%。
如果把视线转向移动出行，网约车平台通过补贴聚拢了大量的司机和乘客，成为中国第二大互联网交易平台，据报道，2015年仅最大的一个出行平台就完成了14.3亿订单量。但是，负面新闻报道也随之而来，大量明显不符合平台对外宣称标准的车辆、司机上线提供服务，乱收费、恶劣天气不透明加价，甚至出现性骚扰和刑事案件。显然，网约车在服务质量和司机管理上出现了不少问题，或者说失灵了。实际上，网约车平台也采用了类似天猫淘宝的评价机制，那么，平台的自监管模式为什么会失灵呢？
首先，移动出行平台除了提供类似电商平台的信息居间服务，让司乘在App对接之外，主要经营的还是一种位移服务，并按一定的比例从每单交易中获得抽水，实现营业收入。在交易对象上，移动出行平台与天猫淘宝售卖的物品有很大不同。
天猫淘宝上，大部分交易的是各种各样的物品，它们的质量几乎不会随着空间的转移而变化，但位移服务是一个运输过程，服务质量与空间、时间密切相关。确切地说，位移服务交易的是一种时空转换关系：乘客出了钱，平台组织司机将他（她）从起点送至终点，这个过程必然会消耗时间，以完成空间移动的服务。或者说，乘客支付的车费与时空转换的效率有关，如果司机选择了错误路线或绕了路，或由于道路拥堵，乘客增加了额外支出，这时即使乘客多付了费用，但出行的效用（从起点到终点的位移）却没有增加。
可见，服务的质量取决于司机、车辆、路况等条件，和天猫淘宝售卖的物品有很大不同，服务质量的不确定性相对大很多，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司乘双方评价的客观性和意愿。更重要的是，与其他电商不同，移动出行平台本身是交易的一方，是交易的直接利益方，而非真正意义的第三方，评价系统的作用自不相同。
其次，位移服务的完成，司乘双方不但要“面对面”完成交易，而且还会共同身处狭小的车厢，一起经历一趟出行过程。而天猫淘宝商品成交之后，由物流系统完成配送，买卖双方可以完全不照面，因此，不管是“好评”、“差评”，买卖双方做出独立客观判断的机会要大得多。相反，出行平台中彼此面对面打分时，“说真话”（尤其是给差评）的可能性明显下降，这也会影响自监管机制的正常发挥。
再次，天猫淘宝的交易各环节在时空上可以相互分离，从买方下单确认交易、卖家发货、物流送货，到买方收验商品，使用后不满意退货，每个阶段都可以拆分进行，这就为双方充分表达评价意见提供了相对充裕的时间、空间和机会。但是，网约车服务各个环节是紧凑的、不可分割的，从App叫车、司机提供位移服务，到乘客付费、双方相互点评，交易完成所涉及的空间，就是有限的几个点——乘客App下单点、服务提供的起点和终点以及车厢内，时间段是从乘客下单到网约车提供服务的那段时间历程。这种运输过程相对紧凑，难以拆分，运输产品不可退换，评价不能换回新的产品，也使得自监管机制不容易发挥出其功效。
最后，位移服务这种“面对面”交易形式，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当司乘双方在手机App下单确认交易时，可供选择的司机或乘客数量有限，不像天猫淘宝那样，同类商品数量众多，可以自由做出充分的选择和判断。显然，在一定时间空间约束下，可供选择的对象数量有限，甚至根本没有选择权，且服务产品差异性小、同质性高，造成了供求两端均无法展开充分的竞争，评价系统对于双方的后效约束并没有那么强，也就是说，即使评价系统是可靠的，其价值也不能与其他电商相提并论。
总之，相比天猫淘宝这样的电商平台，网约车平台当下是在组织提供位移服务。而位移服务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司乘之间的自监管模式有着天然的“缺陷”，需要政府提供基本的公共监管。
诚然，监管必有成本，甚至可能存在监管“俘获”的风险，但当监管给全社会带来的收益大于其自身成本，亦大于放任自流的市场所产生竞争失序、服务质量难以保证、消费者利益被过度攫取等社会损失时，这样的监管是适当的，也是必要的。
（作者冯苏苇系上海财大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交通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苏奎系广州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