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拔罐，竟然是西方舶来品？！）
转自微信公号：科学大院
作者：廖育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这两天，朋友圈频繁被巴西里约的奥运会刷屏：移动的表情包傅园慧已然成为全民的新宠，中澳泳将口水战尚未结束，全世界的眼光又被游泳名将菲尔普斯身上奇怪的斑点所吸引。
媒体拍到菲尔普斯身上有青紫斑点，并且发出疑问：菲尔普斯身上的紫色斑点是神马啊？
外国人民很好奇！
中国人民很淡定！
有些公共号甚至用了这样的标题“奥运会上最出风头的居然是中医神技：拔火罐！19枚金牌得主菲尔普斯也是它忠实信徒！”来表达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
的确，对于中国人来说，拔火罐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从中医院、按摩屋、足疗店，到街头、百姓家，形形色色的“拔罐”随处可见，民众不仅在思想上普遍承认这是一种可以驱除病邪、有益健康、简便易行的治疗与保健方法，并且观念意识上视其为历史悠久的“中医”与“传统文化”。
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世界各种医学知识体系的一种“除邪通术”，并非中国传统医学特有的“神技”。
“飞鱼”菲尔普斯在Instagram上晒出的拔罐照片，请注意，“菲鱼”拔的可不是“火”罐哦
利用负压：多元发生很“自然”
在中国的古籍中不乏臣子为君王、子女为父母、将帅为士兵“吮脓”的记载。这些彰显忠、孝、仁的生动事例，说明“利用负压”无疑可以追溯到人的“吸吮”本能；即便时至今日，在遇到虫蛇蛰咬时，仍旧可见人们“无师自通”，采用“吸吮”救急。
同时，西方从古代一直用到18世纪的角吸，乃至当代中国某些少数民族所用工具，均是依靠人嘴吸出其中的空气而形成负压的原理。
我们这里之所以强调本能与原始，是希望能唤醒一种基本、却十分重要的意识：很多事情完全可以独立出现在各民族当中，不可因为“不知”而误以为“惟我独有”、“由我传播”。
而研究者的局限性也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国，至少在医学史界，放眼世界，学界的大致情况是：东方学者的有关论述基本不涉及西方，西方学者的论述不涉及东方；两方面均基本不涉及印度这一重要的“中间地带”。
所以当我们将东西方学者各自的研究置于一炉时，便有可能宽泛地了解它的整个样子，并从各种角度进行比较。甚至会思考：这项技术在随着中国文化向外传播时，是否也曾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影响?
西方的“杯吸”（cupping）
现存巴比伦和亚述的一个医生印记上，记录着“有健康神尼努塔（Ninurta，众医神之长）或阿达尔（Adar）的形象，手持一杯吸术器械，另有两个放在两柱之间”。
这意味着西方在“拔罐”技术的运用上，同样历史悠久。
希腊的外科器具。两侧的吸杯似乎显示着这一治疗方面的重要地位。（卡斯蒂廖尼《医学史》，118页）
其实中国人所说的“拔罐”，在西方称为cupping(杯吸)。这两种叫法，都比“拔火罐”更为准确。
因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造成负压都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加热器具(包括用火或不用火)，另一个是吸出空气。
同样，无论是称其为“罐”还是“杯”也都只能是从其形状而言，因为实际采用的器具不仅有陶瓷或玻璃的“罐”与“杯”，还有葫芦、竹筒、牛角等等。
各式各样的西方吸杯（Antique Medical Instruments, C. K. Wilbur, Lancaster: Schiffer Publishing Ltd. U.S.A, 2003, 5th edition，117）
在西方，牛角杯从古代一直沿用至19世纪上半叶；玻璃杯在17～19世纪被应用广泛，19世纪出现了名为“Syringe-cup combinations”（注射器与吸杯相结合）的新式器具；而在中国，这种器具其实不过区区数十年的历史。
注射器与吸杯的结合(文献同上，119页)
当代中国的新式拔罐器具
其实，杯吸又分为“湿杯吸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干杯吸法”。
前者是指仅“调动血液”（造成皮下瘀血），血液并没有离开身体；而后者则要先通过热敷使血管扩张，然后划破皮肤（甚至是多处平行切口），再行杯吸，它与“干吸”的本质区别在于：血液不仅被调动，而且离开了身体，通常的惯例是从每个杯子中吸出3～5盎司的过剩血液。
在中国，“拔罐”基本都相当于“干吸”，虽然偶见“湿吸”，却没有这样的名称、概念及相关理论，而且通常都只取极少量的血。
印度的角与葫芦
印度传统医学以“风（体风素）、胆（胆汁素）、痰（黏液素）”为生理、病理学基础，据病因不同分别选用具有不同性质的蛭、角、葫芦为吸拔工具。
牦牛之角具热、甘、湿性，所以适用于吸出被体风素侵害的血液；水蛭栖于冷水之中，有甘性，所以适用于吸出被胆汁素侵害的血液；葫芦具辛、甘、苛性，所以适用于吸出被粘液素侵害的血液。三病素共存时，则三物并用。
印度传统医学采用“负压吸法”治疗疾病的最大特点在于根据“三病素说”的基础理论，选择被认为具有不同属性的工具。
这一点，在其他医学体系中是看不到的。
日本吸法
日本医学史有记载：日本早期用“角”，源自中国；后期用硝子 (玻璃)之“罐”，源于荷兰医学。
根据权威的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介绍，虽然早期“角”从中国传入，但其后“不传久矣。近时此法再至专行，全本西洋之说”（荷兰医学）。
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伴针刺而施，称为‘湿角法’；直接施于皮下谓之‘干角法’”的概念。
此外，在医史著作中还能见到有关中南美的阿兹台克人（Aztecs）对于呼吸器官疾病除使用药物外，也用“杯吸术和灸法”的记述（〔意〕卡斯蒂廖尼：《医学史》，第17页）；以及在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调查中，也可以见到蒙、维、壮、彝、回、苗、土家、仡佬、鄂伦春、纳西、畲等民族中皆有此类治疗方法（陈士奎，蔡景峰主编：《中国传统医药概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
中医的角与罐
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五十二病方》记载：痔疮手术中，先以角吸起需要割除的部分，再结扎、切除。
角吸痔核用法示意（因所用工具为“角”而称其为“角法”。）
但其用法显然不同于“拔罐”，倒是西方的用“角”之法，的确堪为拔罐滥觞。
西方的角质吸杯沿用至19世纪（Antique Medical Instruments, C. K. Wilbur, Lancaster: Schiffer Publishing Ltd. U.S.A, 2003, 5th edition，118）
其后，至西晋才又见有人言及“角法”且持否定态度：“痈疽……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五）。唐代《千金要方》卷22、《外台秘要方》卷24 ，明代《普济方》卷282、卷423等，只是转录这段文字，却被医史学家顾名思义地作为“拔罐”（角法）一脉相传的史证。
可以准确作为“拔罐”之义者，当数《外台秘要方》于“骨蒸病”的论治中所言“煮筒子重角之”，后称“水角”，说的是不仅要拔出脓血，还要拔出痨病之“虫”（唐·王焘《外台秘要方》卷十三。）。
除此，在清代以前的传世医籍中实难觅得更多记述。尽管各医史博物馆收集了大量或陶或瓷的罐状器物，以为历代“拔罐”文物，但又如何证明这些坛坛罐罐不是盛装油、盐、酱、糖等的一般生活用具呢？
由“水角”变“火罐”
唐代以后涉及疮痈治疗的医籍，可见各种疮痈“宜水角”或“不宜水角”的记述，这里不做逐一枚举。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水角”演变为“火罐”。
“火罐”一词有三意：①军事领域常见使用，是指一种带火的投掷武器；②元代文人用此，是指怀中取暖器具；③清代医学领域开始以火求“真空”，标志着“拔火罐”法的正式登场。其典型解说见于《本草纲目拾遗》（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二〈火部·火罐气〉。）、《理瀹骈文》（清·吴师机：《理瀹骈文》，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第118页。）。
用作怀中取暖之用的清代“火罐”
有意思的是：康熙年间所成《金匮要略论注》的作者徐彬言：“余见近来拔火罐者，以火入瓶，罨人患处，立将内寒吸起，甚力”（清·徐彬：《金匮要畧论注》卷七）；而胡煦亦屡言“今之”、“今人”以火罐治病（清·胡煦《周易函书约存·卷首下》、《周易函书约注》卷十八、《周易函书别集》卷十五）——看上去似乎是件新鲜事。
到了民国，谢观领衔编写《中医大辞典》，对各种事情的叙述可谓追根溯源、必言“出典”，但有关“拔火罐”一事的述说却无“出典”可记，仅仅是以“火罐气”为名，并简单引用了《本草纲目拾遗》中的话，隐约透露着“近来始流行”之意：
燃火入罐中合伤处以疗疾也。今江右及闽中颇流行此法。
除了时间坐标，还应关注其初现时的地域问题：首先是在江南、沿海地区。即上面所引文献中所言“今南人用以治病”、“今江右及闽中颇流行此法”等。
因此这里提到的方法令人质疑，尤其是玻璃瓶，似乎与中日间商贸往来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
至于说其与“得传”、“成统”之“中医学知识体系”的关系，则必须注意：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开始系统编撰“中医学教科书”时，“拔火罐”才作为“附”，列入“针灸治疗·灸法章”下，由此才获得了跻身“传统”的身份（南京中医学院主编：《针灸学讲义》，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年，第241—243页）。
编后记：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进一步阅读作者发表于《中国科技史杂志》的论文《“杯吸”与“蛭吸”的中外比较研究》。
廖育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理事长。
本期科学主编：罗兴波（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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