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花花绿绿的五道营胡同，郝景芳走进一家安静小众的咖啡店。她比照片中更瘦，摘下宽沿草帽，露出一头湿漉漉的长发，她刚刚游完泳。除非有要紧任务加班，她每天中午都去游泳，怀孕时也游。“游泳的时候特别安静”，这是她享受的思考场景之一。四肢伸展，沉浸在水中，想法翻涌上来。
见她之前，就知她的多重身份：清华物理高材生、国家宏观经济研究者、著名科幻作家。一聊起来，发现她还在筹备自己的互联网创业项目，此外，还是一个2岁女孩的母亲。
今年4月，“雨果奖”揭晓入围名单后，郝景芳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众人期盼的《三体2：黑暗森林》并未获得提名，而一篇短篇小说《北京折叠》却意外入围，这是中国科幻小说第二次入围雨果奖，其作者正是郝景芳。
随之而来采访络绎不绝，她身上的众多标签被一一放大、盘点、翻炒、渲染。大量曝光对出版或有帮助，但她推掉了绝大多数采访，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在此之前，她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研究、写作、旅行、健身、臭美、陪家人，身边的朋友形容她“人淡如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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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拉拉
编辑：甲小姐
设计：齐十一
科幻，她的头脑实验
“我当然希望景芳能够获奖！”这是《三体》作者刘慈欣得知自己落选而郝景芳入围时说的话。很多人说刘慈欣气度不凡，其实一直以来，他和景芳关系都很好。几年前，当景芳作品被出版社退回而四处碰壁时，正是大刘给了她鼓励和肯定。“你创造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你的小说中有一种别的科幻作家没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阳又回来了……”这是大刘给郝景芳的评价。
不出所料，雨果奖让郝景芳一炮而红。入围名单一出，网络便铺天盖地地报道这位“学霸女神”。面对各路夸张报道，郝景芳表示无奈：“网上有些文章信息不太准确，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去一一纠正。被四处转载，删也删不掉，没办法，就这样了。”
之所以会被如此夸张和放大，是因为她的确有令人艳羡的背景：本科就读于清华物理系，研究生研究宇宙黑洞，博士突然转念经济，之后又参与事关国计民生的宏观经济课题组，科幻似乎只是她顺便的事——众人需要偶像，郝景芳不明所以地被推上了神坛。
“其实我写的科幻小说，很多时候只是我某一个学理性的兴趣，或者说是对于现实世界真相的一种假想和研究，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头脑实验。”
科幻小说往往架构恢弘，动辄银河帝国、舰队千万。郝景芳避免触碰这样的设定，她更喜欢“离现实近一点”的故事——她的创作思路或许和英剧《黑镜》有些相似：立足于现实，把现实中某一个略显荒谬的单一因素逼向极致，接着静观其变，推导它最终可能形成一种怎样的局面。就这样，一切都是她的头脑实验，假设、反应、观察、记录下结果。
2011年，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北京办公室实习，随IMF总裁拉加德穿梭于星级酒店、中南海、国家会议中心，研究宏大的社会性课题，见证着“制度的生产过程”；与此同时，她租住在北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楼下一片棚户区，她混杂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中，主动与出租车司机、餐馆老板攀谈，了解看病、上学这样看似正常却是很多家庭巨大困扰的命题。
她观察到：一端费时费力精心制定的制度，在另一端产生的连锁反应——在一个个巨大的数字之下，是很多人为了生存而奋力地挣扎。重重叠叠却又天壤地别的片段和场景，在郝景芳的生活里静默地交汇再平行，看似人尽皆知，一旦细想，便掉入绝望的漩涡。
2012年，她花了三天时间完成了《北京折叠》。她想要表达，表达她感受到的“不平等”。于是，在《北京折叠》中，她建立了一个制度，把“不平等”推向了一个极致。
《北京折叠》没有宏伟的科幻，唯一的科幻核心是：日渐拥挤的未来北京，昼夜之间空间翻折，因出身和阶级划分的三个空间的人们一起分摊每个四十八小时，轮流苏醒，交替生活。“第三空间”的人们日复一日在和平的绝望中度过近乎无意义的一生。主角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老刀，为了孩子学费去干类似走私的行当。虽没有生离死别，但小说的残酷之处在于，“第三空间”的底层民众甚至不具有被剥削的价值，他们存在的意义原本可被“第一空间”发达的机器人替代，只是“第一空间”的决策者们为了让他们“生存”下来，便将他们安置在流水线上扮演着“垃圾工”，无知无觉走过一生，而他们的一生被彻底挡在了“第一空间”的通胀之外。
这样的设置，在郝景芳看来，与现实相差无几——现实中，就算政府印了再多钞票，也都流向了富裕阶级，而富人们不会拿这些钞票去“买烧饼”，去消费，巨额财富纷纷流向了一波又一波炒起来的资产——而这样的通胀自然不会传递到底层。现实中，虽没有“折叠”的北京这样的物理隔离，但贫富之间产生的差距又何尝仅有《北京折叠》中的这些？
《北京折叠》是她几年前在推演脑海中“极端不平等”前景时的设想，“我是把它当做一个很坏的样本写的，但写完以后这两年，我才突然发现还有更坏的样本，当今现实社会很多真实的解决方案会比它还要更恐怖一些。《北京折叠》你说有多残酷？好歹最底层都能吃饱穿暖，有地方住。但真实世界呢？当底层劳动力大量冗余，并且没有足够强有力的犯罪控制，底层和中上层之间的仇恨便会激化，相互残杀会变得非常严重。现在恐怖袭击每天都在发生，已经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
“另外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在历史上常常上演——把他们送上战场。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前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当底层群众足够多，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强势政治家就会煽动他们去打仗，其实好几次大战的内在原因就是要解决当时大量底层群众困难的问题。当然表面上为了一些正义和平等的目标。”
郝景芳平静说完以上的话，她的平静给人感觉似乎有些不真实——这是她反复思考后得到的结果，已不会再为之讶异、惶恐。“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把‘不平等’推到了极致，连时间都不平等，这是多么不平等啊！但是后来我才发现，现实中大家能找到更简单的解决方案——‘让多余的劳动力去送死’，这样岂不是更简单？要是这样的话，故事还不如现实更黑暗。”
现实中，郝景芳就职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个机构由国务院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主要的工作包括：课题研究、会议筹备组织、调研和交流、公益项目等等。《北京折叠》入围雨果奖提名后，有人问及她接下来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她说：不会有什么变化，即使最后真的得奖我也不会离开我的工作。因为在她心中，这份工作是能触摸“第一空间”、却为“第三空间”摇旗呐喊的小小团体。
基金会另一部分主要工作是致力于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公益项目。入职后，她参与到正在进行的贫困地区儿童每日营养加餐的社会实验中，这个项目使国务院每年拨款160亿，每个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都可以获得每天3元的补助。过阵子，她还会去云南等地的贫困区入村入户调研，她想搞懂世界的底层究竟是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赢在起跑线上是什么样子，但可以看见输在起跑线上是什么样子。”
自我之小
之前读她的文章，还以为她是个心事重重的女子，毕竟自我解剖至深才会说出像她的那些话，可见了面却觉得出乎意料的轻松——她三十二岁，身材纤细，爱穿裙子，戴帽子，尤其是各式各样的宽檐帽，这样就可以不打伞也不擦防晒霜。她不化妆，总是微笑，跟谁说话，就认真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是一个真诚的人，只有一个真诚的人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才会不加掩饰地流露自己的反思。
这是现在的她。而她坦然承认，在过去的漫长十年中，她的确被“焦虑”困扰。
“说起来太复杂了，自我问题、情感问题、家庭问题、友情问题、学业问题、自我定位、自我实现、人生理想……还是有挺多，只不过有些东西我不一定愿意拿出来分享。”
她的“焦虑”之多，常人难以理解，或许正是因为学不厌杂，她愈发感到世界之大，真相之遥远，自我之渺小，而焦虑的一部分来自她的自我对峙和自我解构，于是她为自己深陷的不同价值体系而困顿。今年6 月 26 日，在她自己《生于一九八四》的新书发布会上，讲述了自己曾经的困顿： 07年去美国，看到大富之家没落的庄园，她不知应该拿出怎样的“感受”去面对所见的一切——是“小资产阶级对于上流社会的虚华向往”的“社会阶级”视角；还是读爵士时代文学带来的“浪漫情调”视角；或是“这个地方已经没落了，这个地方荒芜人烟，美国不行了”的“民族主义”视角？
“我自己内心到底是对它是什么感觉”？
《生于一九八四》撰写之初，她喝醉了写下第一句话：
“我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一个想法是出于我自己的。”
她说，她大概花了十年时间，才使这些问题在自己这里得到了解决。
她的解决方式，便是从根源上去了解“自我”。并不是“自我实现”，而是“实现自我”——她寻根究底：到底是什么构成了自我？
为了彻底了解“自我”，她开始刨根问底地读心理学，啃下各类大部头书籍，甚至开始研究大脑回路，研究神经和神经之间如何连接，研究她脑海中每一种想法究竟为何诞生。“每个人头脑中都有着不可复制的思维结构，它跟你从小到大的成长经验相关。过去的经历、知识、自身的思考都会让你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人与人之间各不相同，不可复制。”
在她看来，当一个人试图去追寻焦虑的来源，进行自我解构，就需要去面对曾经的恐惧——根源恐惧。例如几乎每个人童年都经历过的“不跟你玩了”事件，小事件积攒下来的情绪对成年后的人格会形成一定影响。
曾经有段时间，郝景芳特别敏感，过度在意外界对她的评价，陷入了一个糟糕的状态：她越是努力地想要讨好别人、获得认可，就越多的接收到一些负面回应，导致了她整个人特别没有信心。“一个人一旦远离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感触，那种焦虑是无法平息的。”
在和自己进行了长达近十年对峙后，她终于能够和自己和平共处。并非已经彻底摆脱焦虑，但如今，她已能够正视焦虑本身，也不太为之所困扰，“不再无限的去满足外界观点，便开始有了自己的世界。”
她焦虑的缓解，始于她对自己的解构，她对自己“大脑回路”的构成越来越清楚明白。在她看来，人必须克服根源恐惧、走出内心囚笼，才能够获得属于“自我”的真实感受，从而以正确的姿态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
“智慧的全部”
“我想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接近‘智慧’或者‘真相’，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这东西的话。我认为，这个世界是真的存在一些规律的：人的思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构成。如果有这样的真相，我非常想了解，实际上所有学科的意义就在这里。”
从孩童时期起，每个人都充满好奇心。但追寻答案的过程异常艰辛——为了接近真相的一小步，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学习新的技能和方法论，追根究底，坚定不移，但即使这样，也只能获得一点点进步——那么，好奇心还那么有诱惑力吗？
“当逼近真相的道路如此之难，你不会有强烈的无力感吗？”
“这不正是有意思的地方？”
郝景芳的回答，几乎像条件反射一般自然。
为什么原本的物理高材生，要一步步费力地抽身于过去的认知系统，努力去拨开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各类学科的面纱？她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数理逻辑推导’这种表征世界的模式，几乎变成科学唯一的表征方式，后来我觉得，其实可能有更多的方式研究世界。”
“类比法”、“统计法”、“纯语言表述”、“神经网络”——郝景芳列举出四种思维表征方式。她认为，每种单一表征方式都会失去在其他方面的真实质感，都不是“智慧的全部”。
为什么她不像很多学术工作者一样，满足于单一学科的突破，而硬要闯入一个一个新学科去一窥究竟？
她举起双手，开始向我们描述她所理解的大脑神经回路的构成：“人的大脑无意识地在多种表征中切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如果加以训练强化，就能使得思维方式更加丰富和立体。其实人很容易局限，很容易让自己习惯于某种单一思维方式，这样会存在很大问题：一是你可能理解不了世界上其他的现象，二是可能不容易跟和你思维方式不一样的人沟通。所以，掌握多重思维方式，对于哪怕处理类似于情感、家务问题这样的小事，都是有好处的。”
郝景芳多线、立体的思维模式让她在科学探索中不断寻找新的视角。最初她习惯于物理学方法论，甚至曾盯着美国收入分配曲线图，试图用“黑体分布”或者“玻尔兹曼分布”去拟合，但终因这一假设过于虚无缥缈，而放弃。后来，她一步步从物理学走向经济学，再走向心理学和脑科学，逐渐拓宽的学科，终于让她在方法论上变得多元、包容，而更加自由。
“你可以去看一下明斯基的那本《情感机器》”，《情感机器》的作者马文·明斯基被称之为人工智能之父。在这本书中，他试图通过研究人类的思维方式洞悉人类的思维本质，将人类的大脑看做是一个布满神经回路的机器——直觉，意识，情绪等人类特有的情感反应仿佛不再神秘。
读完这本书，郝景芳对思维表征方式和人脑思维本质的推断被证实，“其实无论是从科学这条路走，还是从社会学或人类学走，当你走到关于‘人类思维结构’这个主题时，你会发现打开了一个有趣且面容清新的领域——所有的学科，最终都会在人的思维结构这个领域相会。“
父母教育
“生来柔弱，为母则强”。
女儿的诞生，对于郝景芳而言是一个历史性拐点。“从怀孕到生宝宝，像是经历了一场无痕迹的修行。”
不仅是骨肉血亲的连结，女儿的纯真美好也给了初为人母的她无限惊喜感动。
如何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氛围？如何让女儿在这个不够美好的世界里更好地成长？这首先成了郝景芳的担忧，进而成为了她新的研究的方向。
曾被焦虑困扰的她深知其中痛苦。追根溯源，童年经历往往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和价值观构建有着深远影响。很多人发现，自己身上那些难以克服的问题或不可磨灭的创伤都来自于“原生家庭”。80后一代的父辈们被沉痛的时代阴影所笼罩，若无法给子女以健康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人格的形成往往会存在或大或小的缺陷或阴影区，其后果并不会止于一代人，代代相传，伤害频发——这正是郝景芳所担忧的。
什么是“父母教育”？即对“父母”或对“教育者”的教育。以心理学为主，脑科学为辅，郝景芳的项目理念是希望更多父母及教育者能够学习一些心理学原理，在对孩子教育前先对自身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和评估，避免因自身的心理缺陷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伤害。
有了女儿以后，她改掉了熬夜的习惯，晚上11点和孩子一同入睡，早上5点起床，这样，上班之前她便拥有了两三个小时自由创作时间。
清晨5点，一杯水，一盏灯，一台电脑，随便往家里某个熟悉的角落一窝，郝景芳便开始了她的写作。除了正在筹备的长篇小说，她每早大量时间都用于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晴妈说”，在这里她会发布一些关于儿童心理学、婴幼儿脑科学的文章——这也是她创业计划中的一部分。
世界之大，落于当下
如今，郝景芳研究着事关国计民生的课题，也常为政府出具可能影响亿万人的报告。然而，这一切，在她看来，只是纯粹的个人兴趣在驱动，并非家国天下的大理想，“并没有打算经世致用。”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想解决世界的问题，我们只想解决自己的问题。”正是兴趣使然，她的研究显得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她对中国古代制度史和古代哲学都有强烈兴趣，反应在她的科幻作品上，她也格外迷恋于对制度的建立，社会的实验。
作为一个曾经的物理研究者，追寻世界“第一原理”似乎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她之所以不断切换着不同的学科，学不厌杂，书卷满腹。也正是因为想借用不同的方法论逼近世界的真相。可当我们的讨论走向更深的水域，郝景芳却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制度。我写了很多制度，其实也都是为了证明他们不完美。”
得出这一结论，对喜欢提炼万物规律的物理学者来讲，似乎是一种“终极的悲观”，“但是我又不是完全悲观，我觉得始终会有各种各样的局部改善，就跟人总有一死一样，那就不能好好活着了吗？”
“finally we all die”，她相信这句话，这话出自于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局部改善”为目标的郝景芳，努力让自己生活好一些，身体健康一些，事业也好一些。“我仍然努力地工作，生活，坐地铁穿过匆忙的城市打卡上班，为项目的Deadline加油冲刺。”
因单位的名称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她时常被人问起：你在基金会工作，那你们做什么投资呢？她不得不经常澄清这一点：我在“基金会”工作，而不是“基金”，我们不做投资。“儿童相关项目都在偏远穷困地区，同事一年有大半时间驻扎外地，在镇上、村里工作，挨家挨户走访。怀孕的同事照常出差，在沙尘中等待县城的公共汽车。他们让我知道在这嘲讽与犬儒交错的浮华世上，仍然有一些人笃定地做着自己的事。”
基金会曾推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的改善计划，也曾为贫困山区的留守儿童建立山村幼儿园，一百个贫困县的小山村，就建一百个幼儿园点。
“相比全国庞大的人口，基金会的项目仍然是杯水车薪。但是哪怕只是一点点持续不断的努力，积累到很多也有改变的可能性——我需要这种持续的力量，让我感觉到正在进行的努力，与前行的方向。”
也许有人会觉得，只有拥有像郝景芳这样的巨大能量，才有说这些话的资格，做这些事的资本，但在她的“指导思想”里，却并不这样认为——“万事万物，并不存在谁比谁高尚，谁比谁低劣。重要的是我们的观看，而不是画本身。”
而当我问及“写作”对她的意义，她表示，小时候，写作是终极理想，但到了现在，写作更像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生活常态的一部分，而物理、经济学、心理学、互联网，则成了她更为具体的“阶段性的目标”。
未来会有更多目标吗？当然，她显得很自信。
她总是试图用一些宏大诗意的方法论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琐碎的烦恼。“宇宙中的奥秘遥远而深邃，而我只想谈一点——我们的宇宙就是此刻的宇宙。”
通俗易懂的说法是——活在当下。
在很多媒体报道中，郝景芳的形象都被塑造成一个淡定、超然的人，以至于她给许多人的印象是一个“书读太多，想得太多，脚不沾地浮在空中”的女哲人。她无奈地否定：我之前说的平淡，只是指我一直在上学，简历比较平淡，但我的生活经历并不平淡。
2012年，她参加了英国戏剧营，在格拉斯哥一间由教堂改造的酒吧剧院里“啤酒、派和话剧”系列剧持续演出了一周。“当地人会在中午休息时间来观看演出，吃一个馅饼，喝一杯啤酒，看一场话剧，下午接着上班。文艺工作两不误。”这样的生活方式郝景芳很是喜欢，她说“‘生活苟且’与‘诗和远方’根本就不冲突”。
这两年，郝景芳一旦有时间就会带着女儿四处旅游。虽然女儿才两岁半，但她依然想带着她去见识这个奇妙的世界——四季的北京，古老的京都、繁华的东京。她曾带着女儿穿行在意大利壮美的山脉之间，也曾牵着她的手走过寸寸白浪海滩。
郝景芳是一个热爱时尚的人，甚至可以说有些臭美。不单是对自己，也热衷于打扮女儿。“勤奋”的她还在朋友圈晒出自己搭配亲子装的教程，而对此，她的先生还有些许抱怨，巧舌如簧的她是这样辩解的——“小朋友都会叛逆，如果妈妈每天灌输‘臭美才是硬道理的人生理念’，小朋友一定会叛逆成为艰苦朴素的小学霸的！”
哪怕仅窥视郝景芳生活中的随意一角，都会觉得充满了情趣。除了乖巧的女儿之外，她的爱情也同样令人羡慕。先生是她的高中同学，高一时他俩同桌，高三时在一起，一同走到了现在。她说，她相信缘分。
“体会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去接近真相”，这是郝景芳目前的生活方式。克服了“根源恐惧”，承认了“终极悲观”，她依然带着一种无意识的使命感，以一个积极的姿态在追逐智慧和真相。
胡适说过的一句话也许最适合她：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