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超过 160 万名程序员，欧洲会比现在看起来更冷清。
在柏林的 Adalbertstrasse 大街上，一家女性生理期记录应用公司 Clue 刚刚搬了新家。傍晚 5 点半，这个 400 平米的办公室几乎清空——除了程序员。“我们只要保证 10：00 - 16：30 之间在工作就好，” Clue 的市场总监 Lisa Kennelly 说，“但是程序员除外。他们可能会晚上工作到比较晚，你知道有的时候就像作家，晚上写代码会比较有灵感。”
外卖公司 FoodPanda 的程序员差不多在 7 点左右才陆续下班离开。第二天就是德国为期三天的公共假期，他们是整个办公室里除了客服之外，最后离开的一群人。而大部分人在下午 4 点左右就打算收拾回家了。
只有程序员看起来和欧洲之外的同行一样忙。他们每天花 10-12 小时在工作上，面前往往有两三个屏幕，一个屏幕是代码编辑器，另一个屏幕上往往是企业协同软件 Slack 或者 Trello 的界面，这是创业公司中最流行的协同工具。因为需要一直使用键盘，程序员的桌面上往往放着机械键盘，有的人会把电脑和屏幕放在支架上，有的人则会站着办公。
可即便工作时间这么长，几乎每家创业公司还是认为程序员的供给没法儿赶上公司发展的愿景。
为了方便程序员测试，Clue 刚刚装修了新办公室，他们专门腾出一个用来测试的实验室，测试用的手机会在实木架子上摆成一排，程序员随手可拿，“就像在苹果零售店里那样。”Kennelly 说。
对于提高效率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办法。不过，真正重要的是，得想办法招到更多程序员——这些创业公司的团队里总是缺那么几个合适的，至少他们都这么认为。在柏林的本地招聘网站 BerlinStartupJobs 上，排名第一的分类常年都是开发人员，开放职位的数量几乎是排名第二的市场人员的两倍。
“缺个程序员”，这在全球都是如此。根据移动应用联盟 The App Association （ACT）的统计数据，全美有超过 22 万的程序员职位开放。而整个欧洲，欧盟的一份数字经济报告指出，到 2020 年大概有 80 万程序员需求得不到满足。
程序员职位的空缺正显示，这个已经变“慢”了的欧洲正试图通过创业和科技出口来解决金融危机之后发展停滞、制造业大公司失落和失业率连年上升的问题。
“程序员几乎是本地经济的一部分了。” ACT 的公共事务副总裁 Jonathan Godfrey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
把决定权交给程序员
尽管没有像硅谷那样的世界科技中心，可欧洲的程序员人数并不少。根据数据分析公司 IDC 2014 年的统计数据，欧洲、中东和非洲的程序员数量占了全世界的 39%，大约是 429 万。
同时，在欧洲，人们普遍认同一点：招程序员不是件容易的事。硅谷正在从欧洲大量挖人，大的创业公司开出了更有竞争力的条件。柏林的程序员招聘网站 Honeypot 因此同样将岗位开放给了欧洲之外的国家，注册的程序员有 30% 来自欧洲之外，还有不少来自巴西、印度、埃及。创始人兼 CEO Kaya Taner 说：“我们希望把决定权交给程序员——因为需求比供应更大。”
在 Honeypot 上求职的程序员来自欧洲、北美、非洲和亚洲
像 Clue 这样的科技创业公司在过去两年的快速增加吸引了更多程序员搬来这里，但本地程序员增加的速度不一定赶得上创业公司兴起的速度，这跟中国几乎没有差别。如今在伦敦、柏林、阿姆斯特丹这些以创业公司闻名的城市，在城市的各个区域都能找到创业公司集中的地方：孵化器、加速器、联合办公空间甚至是街边的咖啡馆里，都有人在创业公司工作。2016 年第一季度，投注到欧洲创业公司的资本已经破了纪录。过去一年中，欧洲创业公司获得的风投资金增长了 60%。
在柏林本地已经有一些创业公司成长起来，比如电商平台 Zalando SE、地图应用 Here、孵化器 Rocket Internet，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Zalando 2014 年 10 月上市时，已经是 2000 年以来欧洲最大的一笔科技股 IPO（首次公开募股）。
一个属于欧洲的特殊事实是：过去一年中，欧洲创业公司获得了更多的风投资金，但超过一半都是 500 万美元以下的早期投资。像 Uber、Airbnb 这样估值达到几百亿美金的大型创业公司也还没有出现。目前，整个欧洲估值超过 10 亿美金的“独角兽”公司只有 47 家，这些企业的平均估值是 28 亿美元。根据英国投行 GP Bullhound 的《2016 欧洲科技独角兽报告》，欧洲的独角兽估值并不像美国的那么高，这些公司的估值/收入比率约为 18 倍，而美国的独角兽公司的平均估值则是收入的 46 倍。
一些观点认为，欧洲各个分散的小市场是创业公司在欧洲难以形成规模的原因。上个月在布鲁塞尔的一场移动大会上，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安德鲁斯·安西普（Andrus Ansip）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今在欧洲并没有形成一个拥有 5 亿用户的巨大统一市场。安德鲁斯·安西普之所以会担心这点，是因为他负责欧盟的数字统一市场。
但总的来说，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从 2013 年起，欧洲的失业率开始下降
欧洲表现出了不小的决心，至少他们没打算把如今的科技创业中心和过去的制造工业的核心地区绑在一起，硬生生地消化遗产。在德国，柏林成为慕尼黑、法兰克福和汉堡这些相对完善的传统工业 、金融城市之外的新选择，在最近的 10-15 年才成为创业公司的中心，同时也意味着，大部分的创意和技术都汇聚到这里。
在柏林，生活着来自 190 个国家的外国人，这超过 60 万的移民已经占到柏林人口的 18%。最多的移民来自波兰、土耳其和俄罗斯。
在这些“新城市”里，小型创业公司对未来和大公司也没那么担忧。“技术发展的路线图是被 Google、Facebook、阿里巴巴这几家大公司引领的，我们做的事情是让自己去适应这些平台。”荷兰数字创意公司 Media Monks 的创始人 Victor Knaap 说。
为了适应这些平台，技术人员因此显得格外重要。程序员成了初创公司唯一不能省去的角色。
Clue 这家公司有 36 个人，超过一半以上都是产品和技术团队，在五年前成立时，除了创始人夫妇之外，iOS 开发工程师是第一位员工。直到 Kennelly 两年半以前从硅谷来到柏林，Clue 才有专门的人负责市场、内容和增长。
外卖公司 FoodPanda 买下了 11 家外卖平台公司，这帮助他们快速地扩张到了 35 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花大价钱把这些平台纳入麾下的判断标准是“很棒的平台，技术很好”，以及帮他们快速进入一个新的市场。
即便是制造业公司也已经和程序员脱不了干系。几乎所有的北欧家具制造公司都在一开始（最早的可能在 10 年前）就上线了网站。一家总部位于哥本哈根的橱柜公司 Reform 认为，必须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家互联网公司，才能让投资人产生兴趣，“因为他们习惯了 IT 公司飞快的数据变化”。为此，程序员正在尽可能地优化消费者在网络上选择设计方案的流程。
程序员如何工作？
不管是在移动应用公司 Blinkist 遇到的程序员还是在联合办公空间 Betahaus 里遇到的那些接外包任务的程序员，都没有太大区别。他们一般都不会使用公司配备的键盘，而是自己配上一套惯用的机械键盘和鼠标。在柏林和旧金山也没什么区别。
但一个变化正在发生，程序员中的自由职业者正在增多。
Ko.lek.tiv 是波兰的一家技术外包公司。四个人里有三个是程序员，剩下的那一个负责设计、市场、推广、与客户接触。这些程序员可以同时为好几个客户服务，暂时解决市面上程序员供应不足的问题。“我们完全不做自己的产品，就是为客户工作，从用户体验、软件到后期市场推广都可以做。” Michal Kanila 说。
Michal Kanila 和朋友在波兰一起成立了 ko·lek·tiv。半年前，他们决定要在柏林开一个办公室。“因为这个城市发展非常快，应该会有很多我们的客户。”过去四个月里，Kanila 每周往返于柏林和波兰之间，最近终于搬到了这里。
在柏林，Kanila 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联合办公空间 Betahaus，他在这里租了工位办公，也在这里寻找客户。“这里有很多潜在的客户，你看看周围，非常多人都需要帮助。”在 Betahaus 每周三举办的早餐活动上， Kanila 都算得上是全场最积极的一位参加者。
另一位 Betahaus 的常客是 David Bayly，一头银发，一把大胡子。今年 68 岁的 David Bayly 作为程序员的职业生涯从 1972 年就开始了。在担任过数家公司的 CTO、CEO 之后，一年前，他从澳大利亚来到柏林，成为一名自由职业的程序员，同时还在为上一家公司担任咨询顾问。Bayly 住在城市的另一边，不过每周三，他都会到联合办公空间 Betahaus 参加早餐会。
一位日本的程序员这天从早上 8 点多就坐在 Betahaus 开始敲代码，他也是接外包工作的那种，活动结束后，他很快就决定在这里租工位开始工作。
外来的技术人员帮助扩大了欧洲城市的创业规模。程序员招聘网站 Honeypot 统计了柏林 58 家创业公司的 CTO ，发现有 60% 都不是德国人。7% 的 CTO 来自美国，他们更擅长用技术把公司做大的名头可不是空穴来风，这 7% 的 CTO 所在的公司市值加起来占到总和的 34%，而他们中最少的工作经验是 4 年，平均的工作年限已经达到了 12 年。
不过，要想找到他们，并说服他们搬到硅谷之外的城市，不那么容易。创始人 Kaya Taner 在担任移动广告推广公司 AppLift 的 CEO 时，就遇到了这类困难。一家创业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或者创始人需要亲自在 LinkedIn 上发送上千条联系信息，才可能获得回应。更何况，“你在发送邀请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是否在求职，期望的薪资是多少，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为了一家公司搬到汉堡、搬到柏林”。
随后，Kaya Taner 在柏林创立了 Honeypot ，现在这家公司注册用户中有超过 30% 的程序员来自欧洲以外，算得上是近期的一家网红公司。这个专门为程序员成立的的新平台 Honeypot，除了用字面上的意义“蜜罐”指代程序员资源之外，也暗含了一层只有程序员才会懂的含义——蜜罐技术也是一种网络安全技术，通过精心构造的伪装系统，诱骗黑客们对系统进行攻击。
因为需求远大于供应，任何一个水平的程序员都有需求存在。“高级或者初级并不重要。” Kaya Taner 说。和创业公司的规模大小纷呈一样，在 Honeypot 注册的 125 家公司从 10 个人到 1000 个人不等。
有同样需求的欧洲城市正在逐年增多。Honeypot 的生意是从柏林开始的，逐渐拓展到了汉堡、慕尼黑、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他们还在街角租了一个办公室，增设了为欧盟国家之外的程序员提供免费的签证支持的服务。那里的 17 个人才专员可以解答几乎所有移民程序员的问题。
程序员都从哪里来？
人们都想通过不同的方式解决人才供不应求的问题，当一个城市热切地希望通过创业来激活自身时，几乎都会遭遇这个问题。
StartupAmsterdam 是属于阿姆斯特丹市的一个非政府公共机构，一年半以前，由阿姆斯特丹政府、大公司以及 Amsterdam Marketing 一起出资成立。
在 StartupAmsterdam 的网站上，他们列出了 15 种促进阿姆斯特丹“创业生态系统”的方法，人才是其中的第一项。一个办法是政府为创业公司提供工作签证的支持，也提供引进人才的免税政策。“荷兰是一个小国家，我们的创业公司光从本地招人完全不够，需要从国外吸引工程师。”负责 StartupAmsterdam 市场与传播的 Josephine Meijer 说。
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办法。在过去一年中，这个五人团队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推进中小学课程中的编程项目。“我们是在为十年之后做准备。”Josephine Meijer 说。欧盟委员会有类似的做法。他们从 2013 年开始举办 Europe Code Week 推广编程。如今已经有十五个国家的基础教育课程中包括了编程。
这些课程并不会帮助所有人成为程序员，但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在基本的工作中，懂一点编程会加分。欧盟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到 2020 年时，信息传播相关的职位空缺将达到 82.5 万。数字技术已经融入了各种传统职位：会计、护理、医疗、建筑、艺术以及工程等行业都需要拥有一定的 IT 技能。
推广编程技术的组织在欧洲出现。Code Dojo、Makers Academy、Founders & Coders 是最早的一批。这些编程训练营有的是在线课程，有的则需要在线下授课。在 9 周-3 个月的课程技术之后，学员可以获得一定的编程技能，或者成为程序员。Don Ritzen 是硅谷创业加速器 TechStars 的柏林负责人，在那之前，他创办了编程训练营 Makers Academy，他告诉《好奇心日报》，欧洲很多人有计算机学位，这种短期课程则为想创业的人提供了一个入口。
Le Wagon 是一家成立了 3 年的编程培训公司。三年之内， Le Wagon 在欧洲的 14 个城市开了分校。一个月之前，Le Wagon 的求职项目正式上线，帮助自己的学员在创业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Boris Paillard 和 Romain Paillard 两兄弟在巴黎创办了一家编程训练营 Le Wagon。第一期项目开始之时，欧洲的编程训练营并不像美国那么火热。和在美国的那些编程训练营不一样的是，Le Wagon 培养那些介于程序员和创意者之间的人——他们希望通过学习编程课程，借此进入科技行业，把产品从概念变成现实，开始创业。
Le Wagon 在阿姆斯特丹的分校刚刚完成了一期结业路演，26 名学员分成七组，完成了七个产品。比如为企业寻找 Ruby 程序员的服务平台和为创业公司员工配对咖啡约会的社交应用。路演现场除还邀请到了阿姆斯特丹当地的媒体、孵化器和一些创业公司的代表，这些学员未来很可能会加入他们的社交网络，而当天他们的任务则是在每一个项目展示之后提问或者点评。
在主持人简单的开场之后，七个项目的成员陆续上台展示了产品的原型，在三到五分钟的时间里，他们需要介绍清楚的是这个产品的概念从何而来，针对什么样的人群，解决什么样的需求，产品有的是一个网站，有的则是一个手机应用。这就像你在那些创业咖啡馆里看到的那些寻求投资的项目路演一样，即使这只是学习了三个月编程的学员结业作品。
这么小，这么慢，为什么欧洲充满吸引力
就像小公司对人才的要求通常需要兼具多种角色和功能，一个新兴的创业中心也同样对此引以为豪。
“在别的地方，你找不到这样的多样性”——几乎是所在决定在柏林定居的程序员和设立总部的创业公司挂在嘴边的。
FoodPanda 是一家德国公司，但是它的生意最早是四年前在亚洲起步的。在成功地在新加坡、印尼等市场站稳脚跟之后，如何将一个个分开的本地化生意统合在一个跨国公司里就成为了重要的事。
CEO 兼联合创始人 Ralf Wenzel 做出的决策之一是在柏林组建一个新的技术中心，负责外卖系统的后端开发。而在香港的技术中心则负责与市场直接面对的开发，“亚洲的程序员当然也很努力，从早工作到晚……柏林是一个技术的 hub（中心），在这里更容易找到技术人员、工程师和创意工作者，我们把一部分功能搬回柏林，帮我们在新的市场更好地落地。”他说。在 Foodpanda 的柏林办公室里，250 名员工来自 51 个不同的国家，就像是柏林这座城市的一个缩影。在柏林，生活着来自 190 个国家的外国人，这超过 60 万移民已经占到柏林人口的 18%。
FoodPanda 柏林办公室一角
同样对人才充满吸引力的还包括城市的生活成本。尽管柏林的生活成本在过去 5 年里也增长了两三倍，但它依然是硅谷、伦敦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在柏林市中心，花 700 欧元就可以租到一间公寓，在旧金山租一间公寓的价格可能是柏林的三四倍”，不过，前提是，硅谷程序员的工资是柏林的两倍。
如果考虑到组建家庭，欧洲同样充满工作机会的小城市仍然是个不错的选择。FoodPanda 的 Ralf Wenzel 相信：“我们没有看到更多人流向硅谷，还吸引了很多人从美国来。东欧、美国、亚洲的程序员被我们吸引来。”
很可能是考虑到类似的理由，美国的大公司正纷纷欧洲建立研发中心，吸引这里还算廉价、但同样卖力工作的程序员——而不是把他们全都引到美国去。
从今年 10 月开始，欧洲第一个苹果的 iOS 学院将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开学。课程分成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以 iOS 开发为主，第二个学期则会加入应用设计和创业指导，学员的结业作品将在苹果的 App Store 上架。
“欧洲已经聚集了许多最具有创意的开发者，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意大利下一代的企业家获得成功所需的技能。”苹果 CEO 蒂姆·库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整个欧洲有 140 万个工作岗位是由苹果创造的，其中的 120 万都是依赖 App Store 生存的开发者。
Google 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DeepMind 刚刚在伦敦雇佣了 250 名 AI 工程师，一周前，人工智能实验室 DeepMind 刚刚搬入 Google 在伦敦的新总部大楼。这家公司在 2014 年 1 月被 Google 收购，Google 则将人工智能的研发中心都转移到这里。
今年年初，微软以 2.3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第三方输入法公司 SwiftKey，这家公司曾为霍金优化输入法，2008 年成立于伦敦，世界上已经有超过 3 亿台手机安装了 SwiftKey 输入法。在此之前，微软还以 2 亿美元的价格将德国的效率工具应用奇妙清单收购。
三月，亚马逊在柏林、伦敦之后，将欧洲的第三个研发中心定在了马德里，这个研发中心设在马德里市著名的卡斯蒂利亚大道的繁华地段之上，将成为亚马逊美国境外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科技中心。
奔驰、宝马等汽车公司最近几年都在努力向互联网公司的方向靠，电信公司如荷兰皇家电信、法国布尔日通信、瑞士电信则在部署物联网和 5G 网络，传统的制造业公司比如飞利浦也开始将公司业务整个转向互联网服务，他们本身对程序员的需求也增加了。
这些大公司的入驻——尽管不一定是本土公司——很可能会让原本有些萧条的欧洲恢复点生机，但更重要的是，工作机会吸引了人才的聚集，让这里有了活气。
当然，也再次激化了人才市场的竞争。书摘应用公司 Blinkist 的创始人兼 CEO Holger Seim 说，他们还在持续地招聘更多的人。和大多数在柏林起步的创业公司一样，Blinksit 在 BerlinStartupJobs 上发布职位需求，同时也依靠自己的社交网络寻找适合的人。
但这并不容易：“现在招人困难的原因在于，柏林已经有一些创业公司成长得很大，他们从市场上招走了一大批人，创业公司留下的空间就很小。 ”
题图来自 VisualH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