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陈少兵看来，随着各项要素成本的提高，深圳正日益呈现高服务、高发展的特征，而引以为傲的高新技术产业会因此受到挤压，长此以往已经形成的优势也或许将被削弱，这一问题应该上升到结构性改革的高度予以关注和解决。
见习记者 王帆 深圳报道
2015年，深圳的高新技术、金融、物流和文化“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达11137.9亿元、占GDP比重达63.6%。
其中，金融和高新技术更像深圳的两张名片。近日发布的《第十九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深圳排名19，较上期提高了4个名次，首次跻身世界前20；2015年，深圳创新发展亦成效突出，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三次位居福布斯中国大陆创新城市榜首。
但在土地价格、房价带来的要素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多位专家、观察人士指出，深圳的产业结构正在进入调整通道，其中尤其应关注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二者或将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少兵，他曾任深圳科技局官员，多年从事科技管理方面的研究和相关工作，并长期跟踪研究美国、日本、以色列、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发展情况。
在陈少兵看来，随着各项要素成本的提高，深圳正日益呈现高服务、高发展的特征，而引以为傲的高新技术产业会因此受到挤压，长此以往已经形成的优势也或许将被削弱，这一问题应该上升到结构性改革的高度予以关注和解决。
警惕金融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间的要素挤压
《21世纪》：你曾提出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二者的生产要素是相互挤压的关系，具体怎么理解？
陈少兵：198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告诉我们，高服务、高发展适合于金融、贸易、专业服务等高端服务业集聚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要素成本以及生活成本都很高；而高新技术产业往往始自于“车库企业”，需要高素质、低成本的要素市场相配合，创业门槛一定要很低，硅谷的很多科技巨头正是这样诞生的。
另外从人才的角度来看，高成本的金融业发展地区，人才像资本一样保持比较快速的流动，属于外向型的置换型发展；但科技人才则需要沉淀，内生的循环流动性强。
目前，深圳在不到两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要建金融中心和科技产业中心，还要都作为支柱产业，未来就很难绕开二者在要素供给和发展模式上的明显冲突，因为两者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
随着房价的上涨和其他要素成本的提高，高新技术产业明显会受到挤压，目前业已形成的科技产业化优势很可能会被削弱。我认为这也是深圳经济发展中目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21世纪》：根据你的观察和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城市如何处理这两个产业之间的关系？
陈少兵：环顾全球的金融中心与科技产业发展中心，有个被忽略的现象：一是目前成功的科技产业园区，像美国硅谷和128公路地区、日本筑波、台湾新竹、以色列海法MATAM、印度班加罗尔等科技园区，在地理位置上无一不是远离金融中心，远离城市里高成本的地方。而像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金融中心，虽然都拥有许多世界知名大学，但实际上都未能成为科技产业中心、创新中心。
二是金融中心所在的地区，无论花多大的努力去建设科技产业中心，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如香港、新加坡等，曾经花过很大的努力，投入不可谓不巨大，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很好的高科技产业。另外像日本东京，曾经聚集了全国75%甚至80%的高科技人才，以及大量的一流大学，但也没能形成真正的高科技产业，后来在距离东京约50公里开外的地方兴建了筑波科学城，科学研究的成效还是显著的。
《21世纪》：但目前来看，深圳的金融产业和科技产业在此实现了比较好的并行发展？
陈少兵：深圳最初发展高科技企业，受惠于全球化之下的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由于技术代差的存在和“改革开放窗口”的环境，早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拿来主义”成为可能，而且成效显著。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5年以后，深圳的确是一片把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的沃土，包括华为、中兴、科兴等企业，早期都大量采用了来自于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业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并不大，深圳当时也是这么一个状况，应该说这给了高新技术产业一个成长的窗口期。
但现在技术代差已经基本被抹平，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对新兴国家产能的挤出，意味着国际分工产能转移的结束，也意味着追赶型发展阶段的结束。另一方面，深圳已经建立起了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科技产业化优势，眼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表面上看是必然选择，实际上是引领战略的独木桥。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要保证吸引得到人才，这就需要有综合配套。高社会成本尤其是高生活成本对科技创新是抑制的，这是全球都证明了的，我们不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路径。
深圳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在高科技
《21世纪》：你提到高新技术产业可能被削弱是深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你怎么看深圳的结构性调整？
陈少兵：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我拿美国的数据做过模型分析，信息产业的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速是高度契合的。在1980年之前，美国的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不到60%，到1980年代中期提升到70%，现在一直在80%到90%之间，虽然有波动，但维持在一个很高的区间之内。
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产业发展，产生了技术通缩、技术外溢、技术渗透效应，通过这三个作用，改变了整个供应端，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信息产业成为了第一大产业，同时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升级。
美国全力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工业产品的生产体系，所以我认为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点还是在工业技术方面，落脚点在于企业、在于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深圳来说，我认为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主导产业只能是高新技术产业。
《21世纪》：随着这一轮深圳房价的上涨，要素成本上升，出现了一些企业外迁的现象，但很多可能仅仅将生产基地外迁，但核心的研发部门仍会留在深圳，您怎么看？
陈少兵：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某些环节，特别是生产环节，向周边城市扩展，形成了新型的“前店后厂”模式，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但我认为，久而久之容易导致分离。世界范围内很少有仅靠研究立足的企业或城市，美国的是一个孤例。研发和生产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研发和核心环节不能做过多地理上的分离，远离了环境的支撑作用，研究人员对各个环节难以有系统的理解（纯生产环节除外），长远来看会产生问题。
这一点深圳要吸取台湾新竹科技园的教训。2000年以前，全球除了硅谷，新竹科技园是科技产业发展最好的地方，曾经在3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上，创造了超过当时整个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但现在不管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化，我们几乎已经不再提及新竹。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产业空心化，大量核心生产环节外迁，看似占领了市场，扩大了规模，但自身却弱化了，最终也没有维持持续创新的过程。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强调一个地区的实体产业不能过度弱化。再进一步说，失去了实体产业的支撑，你的金融业为谁服务？这也是香港的一个教训。
目前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东进战略”，正在制定相关的实施方案，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多关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问题，上述问题完全可以迎刃而解。(编辑 郑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