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王帆深圳报道
2015年8月，赵毅强就隐隐感觉到，深圳的创业孵化器是不是有些太多了？
彼时，他所在的Wedo联合创业社创办仅3个月，但他已经作为“前辈”屡屡被邀请为后来者的开业站台。
不久后，他的疑惑得到了某种验证。2016年农历新年伊始，深圳地库创业孵化器宣布倒闭。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去年12月就获知了“地库”转让的消息。事实上，孵化器倒闭发生得更早，只是“地库”一事经过多方发酵，显得更为高调，也使得这一现象被正式摆到了台面上。
坊间的舆论几乎一致偏向于：意料之中。
虽然并无具体数据显示，包括创客咖啡等众多形态在内的创新型孵化器究竟有多少，但有深圳业内人士指出，约有400家。而在一些人看来，他们的“同行”，不少是想从创新创业大潮中分得一杯羹的二房东，缺乏真正的“孵化”实力。
3W孵化器市场经理张向野说，原本这应该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行业，现在的情况却几乎是人人皆可进入。
进入者众，导致了“孵化器多过创业者”的尴尬。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称，很多孵化器都已生存堪忧，关门仍在发生。2016年将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份，行业出现盘整和洗牌，但这是一个良性的过程，最终优胜者将会留下。
过剩的隐忧
传统意义上的孵化器，较多采用“占股”的方式，入孵者无需或仅支付少量费用；随着Co-working（联合办公）概念的流行，深圳的主流模式有了变化，一般对入孵者收取工位租赁费。以深圳湾创业广场为例，据粗略统计，较便宜的一个工位租金约为800元/月，贵的则在2500元以上。
赵毅强指出，真正占收益大头的，是孵化器的投资部分；收取租金是为了保证有一定的现金流支撑日常开支。
无论如何，入驻率是衡量孵化器人气和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对于“二房东”们而言，租金收入直接决定着生死存亡。
地库创始人杨炳龙算了一笔账，他有70个工位，按每个工位800元计，如果全部租满，足以覆盖租金和人力等运营成本。现实却是，即使情况最好的时候，也仅有一半的出租率，创办4个月后，烧掉了100多万。
张向野称，根据他们的调研，40%的入驻率已经好过深圳的行业平均值。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深圳湾创业广场，空置大量存在。入孵率不高的，都在积极谋求出路。有降价“促销”的，有组织party等暖场活动的，有免费开放活动场地吸引人流的，还有的，把其中60余个工位租给了同一幢楼里的成熟公司。
资质之争：谁能做好孵化器？
优秀的入孵团队，无疑是孵化器最想争取的资源。
在深圳的创业圈，有一个出生于1998年的小名人——王凯歆，西安人，高二时放弃学业只身来到深圳，创办了专注于青少年细分领域的电商平台神奇百货。今年1月，神奇百货获得了来自经纬中国领投，真格基金、创新谷跟投的2000万A轮投资。
其中的创新谷，是王凯歆到深圳后入驻的孵化器，后者还为她提供了种子轮和天使轮投资。王凯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创新谷挑中了她的商业计划书，提供了办公场地、基础设施、创业指导，尤其她由这个平台接触到的互联网圈子，更是给了她关键帮助。
这正是理想状态的孵化关系样本。入孵团队和孵化器相互成就，前者获得创业帮助和融资，后者获得股权增值、口碑和人气积聚，继续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同时也拥有了筛选靠谱入驻者的资本，形成良性循环。
相比之下，地库的倒闭，直接原因是入驻率低，背后的实质却是无法对创业者形成黏性。杨炳龙总结他的“失败”，最关键的一点是“资源有限”，自成立至倒闭，他仅为一个入驻团队对接了投资人，他组织的投资机构讲座，也越来越吸引不到人参与。
外在看来，几乎每一家孵化器都有些许类似，场地大小各异，但装修大多不错，设有开放式工位、会议室、路演区，更追赶潮流的，还有咖啡厅。以及，几乎每家言必称会组织交流和路演活动。
但在精致的“地产思维”和号称的同质化创业服务下，孵化器的一些本质却在被忽视和低估。
同样搭好了包括6个业务版块生态链的南极圈——官方唯一认可的离职员工组织，更是提出不收租金，但设立较高的入孵门槛。在诸多孵化器“吃不饱”的当下，南极圈丝毫不愁招募不到团队。
在创新谷投资总监杨霄看来，生态链的核心是投资实力，孵化器才能由此获得持续的发展。他指出：“每一种做得好的商业都有壁垒存在。如果商业模式仅仅是赚取租金差价，必然难有竞争力。”
创新谷创始合伙人朱波提出了一个“农夫理论”：孵化器就是一个农夫，要找一块儿土地，挑选一批种子，然后浇水施肥，最终卖给VC/PE以获得收成。做这个事情必须是真正的农民，种过庄稼的，创过业的人去做，因为这些人才了解种子的整个培育过程。
朱波所提出的，无疑是一个高标准。但这一轮的孵化器大爆发，涌入的是各路人士。有知名企业，如华强北、赛格；有地产商，如万科、星河；有创投机构，如松禾、分享投资；也不乏仅仅租了一块场地而后改造分租出去的人。正如杨炳龙，他此前的职业是律师。
“双创”加剧市场博弈：
盘整期来临
推动这场孵化器热潮的，是全国轰轰烈烈的双创氛围。在2015年首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上，深圳入选项目12个，在主会场111个展示项目中占比超过10%，其中就包括6个创客空间。
本土派在蓬勃生长，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同行——3W、科技寺、JD 、飞马旅等也纷纷南下。
除了深圳本身具备的创业氛围，政策的扶持也在起助推作用。2015年，深圳出台《促进创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当年全市新增50个创客空间；并设立2亿元专项资金，对创业载体以及创业者给予支持。
2015年发布的创业载体资助申请条件主要包括：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可自主支配场地面积不少于300平米；入驻创客或项目不少于20个。已经发布的两批名单公示显示，资助金额大致分为100万和200万两个等级。
一家知名孵化器对接政府事务的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深圳并不像传言所说的那么容易“骗补贴”，还是有一定门槛，科创委会组织第三方机构审核、评分，择优资助；但为了鼓励创新创业，门槛又并不是那么高，最终资助有点像“普惠型”。
截至目前，已经获得资助的创客空间及服务平台已达到73家。其中一家的从业者称，第一批就有几百家参与了申请，中标率并不太高。
尽管过剩的声音不断见诸各种场合，但不久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仍提出，2016年深圳计划新增50个创客空间和10个创客服务平台。
张向野指出，政府站在宏观的层面去做引导，靠数量评判是一个常见的做法。但扶持不宜再广撒网搞平均分配，既然市场已经遴选出了行业里的优胜者，政府应该进行重点扶持。
此外，缺乏有效的后续考核机制也饱受质疑。今年深圳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黄丽萍就对孵化器浇了“冷水”，她指出，其中一些变成了拿政府补贴的“空心化”地产。黄丽萍建议，应建立起生产率转化的评估机制。
上述获得资助的创客空间从业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政府补贴勉强覆盖了他们的装修成本和部分租金，但目前情况并不太好，几乎在负债运营。
政府层面也已意识到问题。深圳市科创委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将对具备投融资功能、孵化生态优良的孵化载体在资助上倾斜，逐步形成“孵化-投资-收益”良性循环机制；同时，引导处于房东状态的潜在载体转变观念，转型提供增值服务。
政策因素之外，孵化器的另一端仍是残酷的市场法则。据张向野介绍，深圳已经出现了企业做了孵化器备案但最终搁置项目的情况，说明市场也逐渐在变得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