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明：我不赞成政府与民争利
孙丽朝
今年60岁的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近日再次以“蔡继明两会议案建议发布会”的形式，出现在媒体面前。今年，他带来了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房地产去库存、土地改革、专车发展等九份建议。
“投资投机过度是房地产市场乱象的根源；要想农民工进城买房，前提条件是把住房的价格降下来；要给农民选择进不进城的自由空间，大城市不要限制他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要管理互联网约租车。”对于当前舆论关注的热门话题，蔡继明一一做出了回答。
楼市：不能指望农民工进城购房去库存
在蔡继明提交的建议中，有一份3800多字的《化解房地产库存的治本之策》颇受关注。在这一建议中，蔡继明提出：不能指望农民工进城购房去库存。“因为这个群体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他们不是城市房地产市场去库存的‘接盘侠’。”
根据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估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商品住房总库存预计达到39.96亿平方米。其中现房库存约4.26亿平方米，去化周期23个月；期房库存约35.7亿平方米，需要4.5年来消化。
“当前商品房是过度投机行为拉高了房价，以至于刚需很难得到满足。农民工进城最大的门槛是高房价。应该先把房价降下来，你不提降房价，现有库存按照现在的价格，农民工进城怎么买得起房。”
蔡继明为《中国经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当前全国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约为6500元/平方米，如果按照90平方米估算，加上税费、装修等费用，保守计算一套房子总费用为50万元。据国务院的数据，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如果平均一个农民工家庭有两个人工作，其年家庭收入约为5万元，房价收入比达到10倍。30%的首付，也要拿出3年的全部家庭收入，如果考虑税费和装修等费用，负担会更大。显然，要让农民工在城市买房或租房，政府必须给予巨额补贴。
城镇化：超大城市应张开怀抱降低进城门槛
蔡继明建议，应该在现有的投机投资过度的房地产市场之外再开辟出一个准商品房市场。所谓准商品房市场，就是只许买而在一定期限内不许卖的自住性或改善性商品房市场。
对于准商品房市场，政府仍然可以采用招拍挂的方式售卖住宅用地，但是在所成交的土地价格中，由政府出资30%~50%(或以减免方式)，从而对所建住宅拥有部分产权。准商品房只能供购买者居住，而不能进行二次交易，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退房，就只能由政府按照折旧率进行回购，再由政府委托的管理公司进行定向销售。
“我不赞成一味限制特大超大城市人口的数量。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一定集中了最优质、数量最多的公共资源，本应该为我们国家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特别希望特大、超大城市降低进城门槛，张开你的怀抱。”
在蔡继明看来，大城市交通、环境等状况达到饱和时，城市人口自然向周边迁徙，形成城市群，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政府不应该在门槛上给予太多限制。目前，我国城镇化面临最大问题就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太低。
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6.1%，但户口人口城镇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7.5%左右。二者之间相差18个百分点，这18个百分点乘以我国总人口，就是2.6亿农民工，“他们进城了但没有户口，与城镇居民相比，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住房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别。”
蔡继明指出，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点；中心城市应该放开落户限制，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创造积极条件，同时解决劳动力短缺和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
因此，蔡继明在其两会建议中提出，应该建立有助于推进户籍人口城市化的政绩考核制度。应把一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农村居民变市民占城市人口的比重、进城务工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比重、农民工居者有其所的比重、农民工子女与本市居民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权利的比重、农民工与本市居民享受同等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障的比重等，列入各级政府及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从而使加快城市化成为各级政府和官员追求政绩的自觉行动。
专车管理：政府不能与民争利
“我不赞同政府与民争利，政府应该去做那些老百姓做不了的，没有能力做的，如公共服务，就是所谓市场的外部性。网络约车是民间自发产生的，如果政府不管，网络公司、劳务公司、租赁公司以及私家车的车主，出行的居民等多方都受益。”在谈到专车问题时，蔡继明有些激动。
“出租车行业就业人口是两百万，约租车行业就业人口是七八百万，从数量上来说，是两百万人口和七八百万人口利益的区别，再进一步说，约租车这七八百万人的就业没有给国家增加任何负担，而出租车行业给国家提供的税收远远不能够抵偿国家给他们的补贴。”蔡继明分析道。
去年底交通运输部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该《办法》，将“专车”等新业态纳入出租汽车管理范畴，禁止非营运车辆接入经营。
“目前关于专车的管理思路，基本延续了出租车的思路。”在蔡继明看来，政府为什么要来管约租车？他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政府应该只管平台，由平台来管人、管车，利用大数据解决交通难题，而不是试图回到计划经济，由交管部门测算城市的供求关系，这样永远都是“供求失衡”。他以北京市的出租车现状为例介绍说，北京十年前有出租车62000辆，十年后人口增加了40%，而出租车只增加了5000辆，根本不可能满足2200万常住人口的出行需求。所以，现在应该充分利用大数据，充分利用“互联网 ”这样一场革命来解决出行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