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既是天地之间遗世独立的个体，也是嵌入社会网络的一个结点，人的命运改变，既需要个体意义的向上流动，也需要社会层面的整体提升。
这个春节，一位上海女孩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这位女孩春节到男朋友的江西老家过年，却把男朋友家的晚餐发到网上，不仅毅然和男朋友分手，而且连夜返回上海家中。事件虽然尚有疑点，但在春节团圆期间，在人们正为返乡而愁肠百转之时，瞬间戳中了无数人的情感神经。
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婚姻与家境的关系，阶层固化与社会流动的辩论，“孔雀女”与“凤凰男”的标签……一时间，各种讨论唇枪舌剑，反映出复杂多元的价值图谱。
这位女孩晒出晚餐照片确实有欠考虑，但也要尊重她个人的择偶权利，不应该出于同情农村人而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而仅凭一桌饭菜就给故事的男主角贴上“凤凰男”的标签，更是令人齿冷心寒的诛心之论。可以说，故事的男女主角都有情非得已的隐衷，他们的命运就像时代洪流溅起的泡沫，舆论不应该去消费个体的苦衷，而应该透视泡沫折射出的深层问题。
事实上，这样的纠结，是已经接受对方在城市的独立存在，却无法容忍对方在农村的家庭出身。这就像《红与黑》的女主人公，当她把于连当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就心怀一种“伟大和勇敢”的浪漫主义感情；但是一旦她想到于连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就马上为自己的情感付出羞愧难当。
这其实反映出农村大学生向上流动的两个面相：他们确实通过高考实现了个体命运的改变，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农村出身。也就是说，农村大学生在改变个体命运之后，还需要完成社会身份与社会关系的重建。而后者，是一个更加沉重的任务。
有哲人曾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个高度凝练抽象的定义，对于农村大学生而言，却体现为点点滴滴的残酷现实。他们即便通过自己的努力离开了贫穷的乡土，实现了个人意义上的命运逆袭，但是儿时的成长记忆还在、农村的社会关系还在。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网络，有时融化为心中温馨而浪漫的乡愁，但更多时候，却是以个体反哺家庭、造福桑梓的形式侵入到生活中。
这正如风靡网络的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所言，农村大学生“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只身到城市建功立业，在原子化的生存中不断获得个人成功，也不断通过个人努力反哺农村家庭，但是他们无法在城市重建身份认同与社会存在。
春节返乡团圆，恰恰是对农村出身与社会关系的再次确认，而那位女孩的连夜出走，也正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的拒绝。因此，这不仅仅是城乡差距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阶层固化的问题，而是农村大学生在向上流动之后，如何去重新构建自己的社会身份的问题。“我奋斗了18年，现在终于可以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但是在这样的悲情故事之后，如果“我”的父亲还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我”的亲戚还在背井离乡进城务工，“我”真的实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命运改变吗？恐怕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的“凤凰男”标签，还是会充满歧视与不屑地飞来，以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的名义将个体掩埋。
著名作家刘震云早在小说《一地鸡毛》里面，就对农村大学生的城市生活进行了深入刻画，当农村的社会关系不断侵入到现实的生活中，主人公在良知与现实的双重挤压下心力交瘁，而家庭生活也正如小说名字所言——一地鸡毛。这次事件不过再次提醒人们，人既有个体性，也有社会性；既是天地之间遗世独立的个体，也是嵌入社会网络的一个结点。
因此，人的命运改变，既需要个体意义的向上流动，也需要社会层面的整体提升。也就是说，当人们为阶层固化而感到忧心忡忡、不断呼吁打开社会流动大门的同时，也应该致力于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社会各个阶层的整体福祉，不要让农村还是那样凋敝，不要让农民还是那样贫穷。否则，少数向上流动的农村大学生，只会在不断拉大的阶层差距中，继续经受身份撕裂带来的苦痛，在“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市”的迷茫中继续着乡关何处的身份迷失。
无论如何，在春节期间连夜出走，总是与喜庆氛围格格不入，总是让人感到心痛。既然不能奢求一个人去承担时代的重负，既然社会底层的福祉提升进程缓慢，那么，这个社会能否更多一份友善？群体与群体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哪怕鸿沟还在拉大，是否能够多一份“以恕己之心恕人”的友善？这样，痛苦的刀刃就不会如此锋利，不至于将已经饱受身份迷失之苦的农村大学生，刺出醒目的伤疤。
